(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17日 转载)
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
[日期：2008-01-16] 来源：参与
胡佳被抓以后，我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若干次。每一次都是以我和胡佳署名的那篇《奥运前的中国真相》开始的。他们拿出打印好的那篇文章，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啊，当然是。后来又看到有报道说，胡佳被抓的原因之一是"反对奥运"云云。我感觉有必要把我知道的事情交待一下。
2007 年7 月，我就着手写这样一个东西，并准备在8 月8 日，即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发表。后来知道海内外一些朋友也有类似想法，大概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我的初稿那时已经写完，拿给朋友们看；他们说，写得不错，但是你这么写，谁敢在上面签名啊？我说是啊是啊。心里却应付着：谁敢签？胡佳敢签啊。
但大家觉得还是要一个温和点儿的，让我改。我尝试着修改，却发现根本改不了，比意识流改成绝句还难。虽然是例举事实，可件件都是要命的事实：可以踢人，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啊。字里行间透露着不怀好意，根本温柔不起来。
于是一个朋友只好另起炉灶，辗转经过多人多次修改，这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国内 42 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起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除了沿用了我的开头部分之外，其他的文字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和胡佳的名字也在上面，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些体制内的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也赫然签上了他们的名字。我原以为，奥运这种涉及到民族感情的事情，珍惜自己名誉的知识分子恐怕不愿意发言，因为稍一不慎，就会被千夫所指，被骂为卖国贼、背叛民族、人民公敌。当年面对 2004 年奥运时的举国欢腾，就有观察家评论道：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奥运金牌几乎就是全民的信仰！
我的东西辛辛苦苦写出来，弃之可惜；况且和那个 42 人呼吁书是处在不同角度，还有发表的价值。我于是问胡佳，可以不可以一起署名发表。他还没看到文本，就说愿意；大概心灵相通，我们都觉得那个东西太温柔了，虽然温柔一刀也妙不可言。
我准备 9月 8日发表，临发表前一天才发给胡佳看，因为他那电脑就相当于警警察察们的公共硬盘。他看了，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加了艾滋病人权利的几句话。之后我们就发表了《奥运前的中国真相》。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反对奥运、抵制奥运的话。我们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意思：奥运会应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开放和人权状况的改善，政府和人民都应该珍惜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努力推动人权进步和政治开放。中国政府应该信守申奥时的承诺，至少不能因奥运而带来某些方面的倒退。在结尾处文章写道："我们由衷地希望奥运会为中国 13 亿国民带来和平、平等、自由、公正的价值。我们必须推动2008 的奥运会真正符合奥林匹克宪章，推动同一个世界中实现同一个人权梦想，我们相信，唯有这样的奥运会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没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就没有真正的奥运。为了中国，为了奥运，捍卫人权。"
退一万步说，就算反对奥运，那也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八竿子打不着。申办奥运的是北京又不是中国。北京办得了办不了奥运，我们（或你们）的政权还不是一样稳固，社会还不是一样和谐？政权之所以稳固乃是因为"代表了先进文化、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代表了广大人民最广泛利益"的缘故，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意愿，是真理的规律，跟一个体育比赛有什么关系？何况企图"煽动"的文章被封锁的死死的，总不能煽动外国人和那批回不了国的中国人吧？既然这类文章都被"和谐"掉了，何必与作者一般见识呢？既然夺走了人家的麦克风，赶走了听众，干吼几声又有何危害呢？
所以有关部门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就像他们如此重视奥运一样，我觉得不好理解。比奥运重要的事情多了去了，官僚腐败，司法冤案，金融危机，户籍制，矿难，教育，环境污染，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等等，等等。不过我最担心我的文章给胡佳带来任何可能的麻烦，于是在签名时特意写道："此文章是我写的。胡佳只是增加了关于艾滋病的一段。此文章的全部法律责任应该由我自己承担。"同时给胡佳的律师打电话，愿意就此文章出庭作证；如果此文章构成"煽动颠覆罪"，那也跟胡佳没有关系，就让警察来把我铐走。
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他捍卫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尊严；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他说出的仅仅是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简单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动"，那我么愿意继续胡佳的事业。东海一枭兄有诗曰"我来了，我颠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愿意面壁十年，吼一声："我来了，我煽动！"
2008 年 1月 16 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170208.shtml
Monday, February 18, 2008
【滕彪】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声援胡佳之二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18日 转载)
（一）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谈有关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他的两个商人朋友在打高尔夫的间隙走过来，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用不解与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我们谈的是既无聊又无用、既危险又错误的东西。他们很快地走开了；但那种态度却给我留些了很深的印象。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同样的鄙夷、迷惑、恐惧或者冷漠不断在我周围出现。我不得不问自己：是我，还是他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
说那两个商人缺乏知识、缺少思考能力，肯定是错误的。他们经历过八九民运，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一位还在美国名校拿到学位；他们赚钱有术，是典型的“成功人士” 。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说的是错误的东西？恐怕不会。我们讨论的和他们1989年所争取的没有什么差别。是无用的和无聊的东西？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不会认为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是与己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许他们认为自由民主虽然是好的，但是因为遥不可及而没有必要现在讨论？或许他们曾经在追求自由时遇到了巨大的失败从而导致了失望、绝望乃至玩世不恭？或许他们尝到了金钱的乐趣和权钱勾结的好处？不管怎样，卷入人权或政治制度问题的讨论对于一个体制内的有钱人来说，的确是有风险的。在他们鄙夷和犬儒的背后，隐藏着其实是恐惧；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其实就是当下中国普遍的道德危机和精神疾病的一个例子。这种病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表现。
1、缺少对真实的尊重。“不明真相”只是外表或者借口；人们不愿意去了解或面对真相。人们宁愿接受官方的说法，这样既简单又稳妥，无需思考，毫无风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三个代表”、 “法轮功是邪教”、“主权高于人权”、“三年自然灾害”、“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等等，不经过脑子就全盘接受下来。人们不想探究真相，只用一套现成的说法来代替现实，用同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的疑问：凡是官方的，都是正确的。像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语言的真实性、情感和美感从话语本身剥离出去；又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成为“双重思想”的活学活用者，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既指鹿为马，又要清楚地知道鹿就是鹿。对于多数人来说，面对真实，面对历史，就意味着自己长期以来赖以生活的基础原来是空的、假的、恶的，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渺小可怜又可笑的地位；与其接受，不如假装不知道。虽然共产政权洗脑有术，但洗脑的最高境界乃是这种自我净化机制：将真实自动地隔离在意识之外、隔离在可触的范围之外。“不要告诉我酷刑有多普遍，人权状况有多糟糕，我没看见。”“那些报道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出来的。” “毛泽东是杀人犯？怎么可能？你去看看毛泽东纪念堂那些排队的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我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也不想知道。”洗脑术的社会化、体制化，带来就是这种效果：凡是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东西都似乎会带来厄运，都让人听了就不舒服，让人下意识的去逃避和拒绝。
2、缺少对超越价值的尊重。中国人并不仅仅缺乏宗教信仰，也缺乏世俗的对人性的信仰。“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死刑可以解决人口太多的问题。”“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这种在精神上一无所赖的状况被摩罗成为“无赖”。由于缺乏信仰，作起恶来就没有顾忌，没有底线。除了现实的各种好处，别无它求；而除了可看见或可预见的各种现世的惩罚，也别无畏惧。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觉得那些虔诚信仰、坚守人性的人们像是怪物，觉得自由、人权、博爱、生命意义、历史责任、人类尊严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矫情或毫无用处的垃圾。
3、道德冷漠、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中国似乎从毛时代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高调转到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或者“损人利己”的道德虚无主义。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极权主义道德观的时候矫枉过正，过于迷信制度决定论，贬低人性和道德的作用，看不到价值观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忽略了人性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了解了一点后现代理论皮毛的学者也大肆鼓吹道德相对主义，忘记或者故意掩盖了中国和西方极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对明显违反人性和道德底线的暴行，人们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冷漠和麻木，人血馒头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羡慕远远超过了愤怒，腐败而未受到惩处，被看作有能耐的表现。诚实成了愚蠢，正义感被当作动机不纯，出淤泥而不染就不是人间烟火，廉洁被视作对官场潜规则和腐败行径的威胁。
4、政治冷漠、明哲保身、逃避责任。六四屠杀之后，政治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一些人把责任推给了走上街头的、流血牺牲的学生和市民，而不是下令开枪者。政治被看作肮脏的东西，参与政治或者讨论政治被当作杞人忧天或别有用心。从恐惧到冷漠，从犬儒到颠倒是非。明哲保身，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而勇气、责任和理想，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拒绝对官方的任何结论提出质疑，拒绝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任何反思。从毛时代的政治狂热到现今的政治麻木，其实只有一纸之隔，连通它们的就是盲目，是思想和道德上的懒惰。普遍的自我欺骗，与官方的瞒和骗配合得严丝合缝。人们缺乏现实感也缺乏历史感，拒绝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安于做奴隶或臣民，而不愿意做一个独立判断、有良知和负责任的现代公民。
躲避崇高、嘲笑真诚、蔑视理想、诋毁英雄，解构道德、质疑人性，意义虚无、信仰真空，这构成了后极权中国的精神基调。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盲信盲从，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在精神光谱的另一端，是暴力的弥散化、是匪气、霸气、痞气，是暴虐的无底线。
这实际上既是政治恐怖的结果，也是恐怖政治的需要，是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精神温床。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毛时代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极权制度所营造的精神氛围。1959年，面对思想改造对人性的无情摧残，顾准在日记中写道，“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恢复被破坏的道德和心灵秩序，比恢复经济秩序要艰难不知多少倍。直到今天，人们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思想方式，都受到毛时代政治恐惧的影响。（瘸腿的）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实利主义、经济发展的掠夺性和腐败性、法制的缺失、教育的愚民主义，加上镇压六四与镇压法轮功的恐怖，又进一步矮化了民众的道德伦理水准。意识形态符号捉襟见肘，胡萝卜加大棒的新政策是绝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甘愿被收买或者被迫表示顺服， “共产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胡平），说谎者和听谎者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徐贲），高官、精英和底层民众，实际上共享着同样的奴性人格。在这种自欺欺人式的统治模式下，任何反抗似乎都没有回应，失去意义。1977年冬天，听到死刑判决的李九莲拒绝上诉，满腔悲愤地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三十年过去了，能记得起李九莲和她的呼喊的人，仍然少得可怜。崔健曾经的一句歌词比较准确地表达了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恐怖，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想沉默而不可得；而当下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则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在枪口面前沉默，基本上可以保证安全。胡平在《犬儒病》一文中已经明白地指出，“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著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后极权的统治更为精巧，用更少的暴力达到了沉默、冷漠和顺服的效果——对于犯罪者来说，还有什么让受害人和证人保持沉默更令他们满意的？何况在做假证能够得到好处的情况下，有那么多愿意做假证的人？
（二）
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里，公民精神对于维系和优化自由的制度和法治的精神，极为重要。没有一个制度能够离开行动者而自动运转。假如一个自由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一下子全都放弃思考、放弃参与精神、放弃公民美德、放弃捍卫自由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的自由精神必将逐渐萎缩，最后自由政体也将被反自由的政体所取代。
极权-后极权制度同样离不开人们的参与和默许。在结束捷克共产政权起到精神领袖作用的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致辞中谈到，每个人都变得习惯于极权制度，将它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结果反而助长了极权制度的持续存在；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要为极权体制的运行负责，没有人只是牺牲品，所有人也都是共谋者。
问题是，在自由体制（或者正常的政治制度）下，和在极权-后极权政治体制下，道德冷漠、政治冷漠具有非常不同的意涵。就像保持沉默对于一场球赛的观众和一个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
自由只有在人与人发生关联时才能得到理解；一个人的意义只有在他/她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虽然一般而言，一个人无法选择他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大致而言，对于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人们来说，一个人有机会按照他的兴趣和能力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生命的最高价值；他可以自由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教育，他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地选择政府官员；他必须遵守法律，但这些法律为了自由和人权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和人权而存在，在不同程度上，他可以参与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过程；他也完全可以放弃自由制度带来的种种优越性而选择遁世隐居。但是对于生活在非自由制度下（在目前的语境下，主要是极权-后极权制度），一个人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历史和现实的形象都受到歪曲，他的周围充斥着谎言，学校教育也很难使他获得独立思考能力，他无法真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法选择政府官员、也无法参与立法和各种影响自身利益的种种政策，他不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动，他不能违背法律，而很多法律是为了压抑人性、限制人权和自由而存在；即使他选择深山隐居，他也无法完全逃脱极权政治对他的监视、剥夺、污染和戕害。
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深入地研究了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但我们对极权政治的理解和反思还远远不能结束。从外在表现来说，极权-后极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体制。以政府的名义、以共产理想的名义、以人民和历史的名义，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杀人、抢劫、盗窃和剥夺自由。极权体制下的优秀分子，往往遭到杀戮、监禁和侮辱，而身居高位者往往作恶多端。说真话的记者和作家，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泄露国家秘密或其它借口投进监狱，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道德上的优汰劣胜，善良正直的人不是出局就是被压制。为了生活进入政治体制的人们时常面临道德两难：要么失去工作或晋升机会，要么默许犯罪甚至参与犯罪。不用追溯反右、文革、六四和镇压法轮功，看看汕尾血案、定州血案、孙志刚案、陕北石油案、太石村事件、聂树斌案、滕兴善案、魏文华案、临沂及博白计划生育案，看看尚在狱中的良心犯，看看各地的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圈地拆迁，不难发现这种体制的犯罪性质。
如果一个观众看了一场球赛，他当然可以不告诉任何人他看到了什么，既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也没有道德伦理上的义务要求他这么做。但是一个人恰好目击了一场凶杀案，情况就不一样了。从法律上来说，他有作证的法律义务，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从伦理上来说，他有作证的伦理义务。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往往是连续的犯罪的目击者，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事实，就决定了他无法像看了一场球赛之后那么轻松。他得作证。
如何作证？记忆、记录、说出真相。拒绝谎言、拒绝遗忘。当然作证的义务还要求他不被犯罪者收买、利诱，不参与销毁证据、不作假证，更不能与犯罪者一起进行新的犯罪。
向谁作证？向历史。历史的法庭会审查一切证据。没有追溯实效。没有结案期限。
为什么作证？记忆苦难和罪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救赎，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民族无法在遗忘和虚假的历史地基上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谁来保护证人？似乎没有任何“证人保护计划”，作证的风险太高。说真话的作家、律师、记者和公民往往面临失去工作或入狱的危险，甚至遭来杀身之祸。能够起到一些保护作用的也许有法律、道义、舆论以及作证的“技术”；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绝对保证安全。
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风险太高之事。不过，我曾在《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一文中提到，人们往往在想象中夸大了说真话的危险，从而为自己的沉默甚至说谎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虽然我用“极权-后极权体制”说法意在强调两者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别，但是在说真话的风险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的空间、法制的进步、意识形态的退缩、统治策略的变化，等等，使得“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可能的追求，说出真相的风险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与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同的是，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在向后极权主义过渡后不久，世界飞速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阅读习惯、新闻模式乃至人际交往方式。封锁信息、禁锢思想的企图不能顺利实现，而对异议人士进行囚禁和迫害也更容易为外界所知晓。反抗的可能方式大大增多，而反抗的成本也在大大降低。在平庸的后极权时代，拒绝谎言、坚守信仰、反思、宽容精神、公共参与精神、慈善、维权意识、社会责任感，成为极其珍贵的公民美德。没有这些公民美德，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治结构实现了“民主化”，也会因为缺少精神支柱和公民社会基础而极不可靠。
退一步说，虽然说真话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但这并不能免除人们作证的伦理责任。我们（不幸）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必须承担这种伦理责任。大屠杀的幸存者承担着记忆苦难与邪恶的伦理责任，文革、大饥荒与八九的幸存者也是一样。这种责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后极权体制下的人们需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救赎：追求真相、捍卫尊严，同遗忘、谎言和异化进行持续的斗争。
人们常说，林昭挽回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声誉。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林昭以超乎常人的方式捍卫了人性的尊严和思想的独立，但其他的堕落者、帮凶、同流合污者、不思悔改者，并不会因为林昭的努力而得到救赎。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或一代人的“集体名誉”；在救赎的问题上没有便车可搭。
（三）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疾病，丑和软弱无力。”（柏拉图：《理想国》）从胡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最宝贵的公民美德，真诚、勇敢、坚韧、博爱，一颗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一个人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此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1996 年大学毕业时，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但是一篇关于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沙漠治沙的报道，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寄去100元钱，在打电话询问时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寄钱的人，他和另一个朋友自费跑到恩格贝沙漠里种树一周，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他随后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态与环保，到湖北天鹅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员。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成为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动家之一。远在“维权”这个概念流行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就成为最危险的维权领域之一。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长期被政府刻意隐瞒，不准媒体讨论，而艾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踪、骚扰、威胁、迫害，直到今天，政府虽然无法再隐瞒艾滋病的真相，但对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仍未结束。
无论是环保还是艾滋病领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热情；但他有更广阔的爱与关怀。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他不满足于仅仅签一个名字，10月份，胡佳一个人前往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他明知不会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让政府知道人们对刘荻的关注。2004年，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警方将他拘捕，还要求胡佳母亲带他去做精神病鉴定。2005年，赵紫阳去世，胡佳到赵府去吊唁，为此被警方关押十余天。2006年，他为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陪律师调查取证，或者去探望被软禁的光诚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陈光诚妻子逃脱监控，来到北京，胡佳不顾个人安危，把袁伟静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经常处在莫名其妙地失踪、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最长的一次失踪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手段绑架胡佳，并矢口否认，41天后，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才把胡佳交出来。胡佳妈妈讲他在里面绝食的情况，“警察拿他开心啊，他不吃饭，不吃饭饿的不得了，把他抻起来，就是让他站着，一个手指就给捅倒了，捅倒了以后，倒下来他们又给他抻起来，再给他捅倒，他们就在旁边哈哈笑。”2007年一年里，他被监视、跟踪、绑架的时间超过200天。胡佳的写作既是心灵写作，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与极权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体的对抗，精神独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随着监禁、软禁、殴打、失踪，在极端的情况下，维持自由和人性的尊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为美好的事物和真实的人性而感动。姚遥评价说，“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比现在更好，而且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去奉献他的努力。当他关注到哪个社会问题比较尖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挺身而出为此而努力。”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渐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人权领域。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仿佛稍微一放松就会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充满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虫一兽都充满爱心；对人类，尤其是弱者和受难者，更是深怀悲悯。他爱的并非是抽象的国家和人类，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命运的个体。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还有谁为狱中的酷刑而悲愤？还有谁为政治犯家属的困顿而焦虑？还有谁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还有谁还惦记着第一线的人权斗士的安全？还有谁在寒冬为访民送去棉衣？还有谁关注艾滋孤儿的命运？再一次访谈中胡佳说：“我觉得是在与自己的懈怠做斗争，与自己的软弱、虚荣、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战，还有为社会公正而战，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爱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坚硬的脊梁；他点燃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光明，他的赤诚、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个圣徒，常人无法企及。
他心中，永远把受难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其实，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受保护最少的那部分人决定的；我称之为“人权的木桶定律”。是法轮功信徒、藏民、上访者、囚犯、农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官老爷，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作为‘贱民’），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崔卫平：《承担一个犹太人的重负》）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们去爱、去关怀这些被法律、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所遗弃的政治贱民，因为今天是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们自己（想想孙志刚、聂树斌、魏文华的命运，谁又能真正的免于恐惧？）；因为每一个同类的自由和尊严，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剥夺；而且每一次不义和罪恶，都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胡佳当然清楚自己所处的危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一个早就免于恐惧的大写的人。当然他绝非赤膊上阵，为了入狱而入狱。他清楚自己对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欧阳小戎回忆道：有一天他给胡佳打电话，正值耿和大姐刚被殴打，他对胡佳说：“请你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电话那头，胡佳开始颤抖，语无伦次，只是不停重复着：“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他要离开几天，专门照顾妻子和女儿，维权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想要保持独立和尊严、想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人，必须同时考虑到家庭的责任；据我的观察，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对家庭和亲人都有一种深沉的热爱；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才有可能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事实上，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社会-历史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
在我们周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立起来，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抗争。“抵制极权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哈维尔）对人性异化的自觉抵制与反抗，需要极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但舍此无法看到新社会的希望。胡适曾经对青年学生讲，“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些许进步，必须主要归功于少数的那些敢于生活在真实之中、敢于和野蛮、谎言和邪恶作斗争的优秀公民，少数的那些保持人性尊严和高贵灵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数的那些被囚禁的、被伤害的、被侮辱的、被驱逐的行动者和思想者，少数的那些践行公民美德、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
2008-2-12
（首发《公民》2008年2月，第三部分以《胡佳的大爱与大勇》首发《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181223.shtml
（一）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谈有关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他的两个商人朋友在打高尔夫的间隙走过来，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用不解与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我们谈的是既无聊又无用、既危险又错误的东西。他们很快地走开了；但那种态度却给我留些了很深的印象。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同样的鄙夷、迷惑、恐惧或者冷漠不断在我周围出现。我不得不问自己：是我，还是他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
说那两个商人缺乏知识、缺少思考能力，肯定是错误的。他们经历过八九民运，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一位还在美国名校拿到学位；他们赚钱有术，是典型的“成功人士” 。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说的是错误的东西？恐怕不会。我们讨论的和他们1989年所争取的没有什么差别。是无用的和无聊的东西？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不会认为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是与己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许他们认为自由民主虽然是好的，但是因为遥不可及而没有必要现在讨论？或许他们曾经在追求自由时遇到了巨大的失败从而导致了失望、绝望乃至玩世不恭？或许他们尝到了金钱的乐趣和权钱勾结的好处？不管怎样，卷入人权或政治制度问题的讨论对于一个体制内的有钱人来说，的确是有风险的。在他们鄙夷和犬儒的背后，隐藏着其实是恐惧；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其实就是当下中国普遍的道德危机和精神疾病的一个例子。这种病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表现。
1、缺少对真实的尊重。“不明真相”只是外表或者借口；人们不愿意去了解或面对真相。人们宁愿接受官方的说法，这样既简单又稳妥，无需思考，毫无风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三个代表”、 “法轮功是邪教”、“主权高于人权”、“三年自然灾害”、“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等等，不经过脑子就全盘接受下来。人们不想探究真相，只用一套现成的说法来代替现实，用同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的疑问：凡是官方的，都是正确的。像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语言的真实性、情感和美感从话语本身剥离出去；又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成为“双重思想”的活学活用者，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既指鹿为马，又要清楚地知道鹿就是鹿。对于多数人来说，面对真实，面对历史，就意味着自己长期以来赖以生活的基础原来是空的、假的、恶的，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渺小可怜又可笑的地位；与其接受，不如假装不知道。虽然共产政权洗脑有术，但洗脑的最高境界乃是这种自我净化机制：将真实自动地隔离在意识之外、隔离在可触的范围之外。“不要告诉我酷刑有多普遍，人权状况有多糟糕，我没看见。”“那些报道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出来的。” “毛泽东是杀人犯？怎么可能？你去看看毛泽东纪念堂那些排队的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我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也不想知道。”洗脑术的社会化、体制化，带来就是这种效果：凡是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东西都似乎会带来厄运，都让人听了就不舒服，让人下意识的去逃避和拒绝。
2、缺少对超越价值的尊重。中国人并不仅仅缺乏宗教信仰，也缺乏世俗的对人性的信仰。“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死刑可以解决人口太多的问题。”“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这种在精神上一无所赖的状况被摩罗成为“无赖”。由于缺乏信仰，作起恶来就没有顾忌，没有底线。除了现实的各种好处，别无它求；而除了可看见或可预见的各种现世的惩罚，也别无畏惧。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觉得那些虔诚信仰、坚守人性的人们像是怪物，觉得自由、人权、博爱、生命意义、历史责任、人类尊严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矫情或毫无用处的垃圾。
3、道德冷漠、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中国似乎从毛时代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高调转到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或者“损人利己”的道德虚无主义。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极权主义道德观的时候矫枉过正，过于迷信制度决定论，贬低人性和道德的作用，看不到价值观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忽略了人性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了解了一点后现代理论皮毛的学者也大肆鼓吹道德相对主义，忘记或者故意掩盖了中国和西方极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对明显违反人性和道德底线的暴行，人们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冷漠和麻木，人血馒头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羡慕远远超过了愤怒，腐败而未受到惩处，被看作有能耐的表现。诚实成了愚蠢，正义感被当作动机不纯，出淤泥而不染就不是人间烟火，廉洁被视作对官场潜规则和腐败行径的威胁。
4、政治冷漠、明哲保身、逃避责任。六四屠杀之后，政治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一些人把责任推给了走上街头的、流血牺牲的学生和市民，而不是下令开枪者。政治被看作肮脏的东西，参与政治或者讨论政治被当作杞人忧天或别有用心。从恐惧到冷漠，从犬儒到颠倒是非。明哲保身，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而勇气、责任和理想，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拒绝对官方的任何结论提出质疑，拒绝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任何反思。从毛时代的政治狂热到现今的政治麻木，其实只有一纸之隔，连通它们的就是盲目，是思想和道德上的懒惰。普遍的自我欺骗，与官方的瞒和骗配合得严丝合缝。人们缺乏现实感也缺乏历史感，拒绝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安于做奴隶或臣民，而不愿意做一个独立判断、有良知和负责任的现代公民。
躲避崇高、嘲笑真诚、蔑视理想、诋毁英雄，解构道德、质疑人性，意义虚无、信仰真空，这构成了后极权中国的精神基调。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盲信盲从，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在精神光谱的另一端，是暴力的弥散化、是匪气、霸气、痞气，是暴虐的无底线。
这实际上既是政治恐怖的结果，也是恐怖政治的需要，是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精神温床。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毛时代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极权制度所营造的精神氛围。1959年，面对思想改造对人性的无情摧残，顾准在日记中写道，“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恢复被破坏的道德和心灵秩序，比恢复经济秩序要艰难不知多少倍。直到今天，人们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思想方式，都受到毛时代政治恐惧的影响。（瘸腿的）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实利主义、经济发展的掠夺性和腐败性、法制的缺失、教育的愚民主义，加上镇压六四与镇压法轮功的恐怖，又进一步矮化了民众的道德伦理水准。意识形态符号捉襟见肘，胡萝卜加大棒的新政策是绝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甘愿被收买或者被迫表示顺服， “共产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胡平），说谎者和听谎者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徐贲），高官、精英和底层民众，实际上共享着同样的奴性人格。在这种自欺欺人式的统治模式下，任何反抗似乎都没有回应，失去意义。1977年冬天，听到死刑判决的李九莲拒绝上诉，满腔悲愤地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三十年过去了，能记得起李九莲和她的呼喊的人，仍然少得可怜。崔健曾经的一句歌词比较准确地表达了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恐怖，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想沉默而不可得；而当下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则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在枪口面前沉默，基本上可以保证安全。胡平在《犬儒病》一文中已经明白地指出，“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著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后极权的统治更为精巧，用更少的暴力达到了沉默、冷漠和顺服的效果——对于犯罪者来说，还有什么让受害人和证人保持沉默更令他们满意的？何况在做假证能够得到好处的情况下，有那么多愿意做假证的人？
（二）
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里，公民精神对于维系和优化自由的制度和法治的精神，极为重要。没有一个制度能够离开行动者而自动运转。假如一个自由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一下子全都放弃思考、放弃参与精神、放弃公民美德、放弃捍卫自由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的自由精神必将逐渐萎缩，最后自由政体也将被反自由的政体所取代。
极权-后极权制度同样离不开人们的参与和默许。在结束捷克共产政权起到精神领袖作用的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致辞中谈到，每个人都变得习惯于极权制度，将它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结果反而助长了极权制度的持续存在；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要为极权体制的运行负责，没有人只是牺牲品，所有人也都是共谋者。
问题是，在自由体制（或者正常的政治制度）下，和在极权-后极权政治体制下，道德冷漠、政治冷漠具有非常不同的意涵。就像保持沉默对于一场球赛的观众和一个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
自由只有在人与人发生关联时才能得到理解；一个人的意义只有在他/她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虽然一般而言，一个人无法选择他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大致而言，对于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人们来说，一个人有机会按照他的兴趣和能力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生命的最高价值；他可以自由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教育，他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地选择政府官员；他必须遵守法律，但这些法律为了自由和人权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和人权而存在，在不同程度上，他可以参与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过程；他也完全可以放弃自由制度带来的种种优越性而选择遁世隐居。但是对于生活在非自由制度下（在目前的语境下，主要是极权-后极权制度），一个人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历史和现实的形象都受到歪曲，他的周围充斥着谎言，学校教育也很难使他获得独立思考能力，他无法真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法选择政府官员、也无法参与立法和各种影响自身利益的种种政策，他不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动，他不能违背法律，而很多法律是为了压抑人性、限制人权和自由而存在；即使他选择深山隐居，他也无法完全逃脱极权政治对他的监视、剥夺、污染和戕害。
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深入地研究了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但我们对极权政治的理解和反思还远远不能结束。从外在表现来说，极权-后极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体制。以政府的名义、以共产理想的名义、以人民和历史的名义，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杀人、抢劫、盗窃和剥夺自由。极权体制下的优秀分子，往往遭到杀戮、监禁和侮辱，而身居高位者往往作恶多端。说真话的记者和作家，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泄露国家秘密或其它借口投进监狱，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道德上的优汰劣胜，善良正直的人不是出局就是被压制。为了生活进入政治体制的人们时常面临道德两难：要么失去工作或晋升机会，要么默许犯罪甚至参与犯罪。不用追溯反右、文革、六四和镇压法轮功，看看汕尾血案、定州血案、孙志刚案、陕北石油案、太石村事件、聂树斌案、滕兴善案、魏文华案、临沂及博白计划生育案，看看尚在狱中的良心犯，看看各地的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圈地拆迁，不难发现这种体制的犯罪性质。
如果一个观众看了一场球赛，他当然可以不告诉任何人他看到了什么，既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也没有道德伦理上的义务要求他这么做。但是一个人恰好目击了一场凶杀案，情况就不一样了。从法律上来说，他有作证的法律义务，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从伦理上来说，他有作证的伦理义务。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往往是连续的犯罪的目击者，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事实，就决定了他无法像看了一场球赛之后那么轻松。他得作证。
如何作证？记忆、记录、说出真相。拒绝谎言、拒绝遗忘。当然作证的义务还要求他不被犯罪者收买、利诱，不参与销毁证据、不作假证，更不能与犯罪者一起进行新的犯罪。
向谁作证？向历史。历史的法庭会审查一切证据。没有追溯实效。没有结案期限。
为什么作证？记忆苦难和罪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救赎，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民族无法在遗忘和虚假的历史地基上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谁来保护证人？似乎没有任何“证人保护计划”，作证的风险太高。说真话的作家、律师、记者和公民往往面临失去工作或入狱的危险，甚至遭来杀身之祸。能够起到一些保护作用的也许有法律、道义、舆论以及作证的“技术”；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绝对保证安全。
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风险太高之事。不过，我曾在《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一文中提到，人们往往在想象中夸大了说真话的危险，从而为自己的沉默甚至说谎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虽然我用“极权-后极权体制”说法意在强调两者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别，但是在说真话的风险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的空间、法制的进步、意识形态的退缩、统治策略的变化，等等，使得“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可能的追求，说出真相的风险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与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同的是，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在向后极权主义过渡后不久，世界飞速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阅读习惯、新闻模式乃至人际交往方式。封锁信息、禁锢思想的企图不能顺利实现，而对异议人士进行囚禁和迫害也更容易为外界所知晓。反抗的可能方式大大增多，而反抗的成本也在大大降低。在平庸的后极权时代，拒绝谎言、坚守信仰、反思、宽容精神、公共参与精神、慈善、维权意识、社会责任感，成为极其珍贵的公民美德。没有这些公民美德，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治结构实现了“民主化”，也会因为缺少精神支柱和公民社会基础而极不可靠。
退一步说，虽然说真话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但这并不能免除人们作证的伦理责任。我们（不幸）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必须承担这种伦理责任。大屠杀的幸存者承担着记忆苦难与邪恶的伦理责任，文革、大饥荒与八九的幸存者也是一样。这种责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后极权体制下的人们需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救赎：追求真相、捍卫尊严，同遗忘、谎言和异化进行持续的斗争。
人们常说，林昭挽回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声誉。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林昭以超乎常人的方式捍卫了人性的尊严和思想的独立，但其他的堕落者、帮凶、同流合污者、不思悔改者，并不会因为林昭的努力而得到救赎。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或一代人的“集体名誉”；在救赎的问题上没有便车可搭。
（三）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疾病，丑和软弱无力。”（柏拉图：《理想国》）从胡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最宝贵的公民美德，真诚、勇敢、坚韧、博爱，一颗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一个人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此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1996 年大学毕业时，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但是一篇关于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沙漠治沙的报道，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寄去100元钱，在打电话询问时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寄钱的人，他和另一个朋友自费跑到恩格贝沙漠里种树一周，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他随后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态与环保，到湖北天鹅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员。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成为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动家之一。远在“维权”这个概念流行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就成为最危险的维权领域之一。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长期被政府刻意隐瞒，不准媒体讨论，而艾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踪、骚扰、威胁、迫害，直到今天，政府虽然无法再隐瞒艾滋病的真相，但对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仍未结束。
无论是环保还是艾滋病领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热情；但他有更广阔的爱与关怀。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他不满足于仅仅签一个名字，10月份，胡佳一个人前往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他明知不会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让政府知道人们对刘荻的关注。2004年，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警方将他拘捕，还要求胡佳母亲带他去做精神病鉴定。2005年，赵紫阳去世，胡佳到赵府去吊唁，为此被警方关押十余天。2006年，他为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陪律师调查取证，或者去探望被软禁的光诚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陈光诚妻子逃脱监控，来到北京，胡佳不顾个人安危，把袁伟静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经常处在莫名其妙地失踪、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最长的一次失踪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手段绑架胡佳，并矢口否认，41天后，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才把胡佳交出来。胡佳妈妈讲他在里面绝食的情况，“警察拿他开心啊，他不吃饭，不吃饭饿的不得了，把他抻起来，就是让他站着，一个手指就给捅倒了，捅倒了以后，倒下来他们又给他抻起来，再给他捅倒，他们就在旁边哈哈笑。”2007年一年里，他被监视、跟踪、绑架的时间超过200天。胡佳的写作既是心灵写作，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与极权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体的对抗，精神独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随着监禁、软禁、殴打、失踪，在极端的情况下，维持自由和人性的尊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为美好的事物和真实的人性而感动。姚遥评价说，“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比现在更好，而且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去奉献他的努力。当他关注到哪个社会问题比较尖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挺身而出为此而努力。”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渐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人权领域。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仿佛稍微一放松就会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充满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虫一兽都充满爱心；对人类，尤其是弱者和受难者，更是深怀悲悯。他爱的并非是抽象的国家和人类，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命运的个体。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还有谁为狱中的酷刑而悲愤？还有谁为政治犯家属的困顿而焦虑？还有谁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还有谁还惦记着第一线的人权斗士的安全？还有谁在寒冬为访民送去棉衣？还有谁关注艾滋孤儿的命运？再一次访谈中胡佳说：“我觉得是在与自己的懈怠做斗争，与自己的软弱、虚荣、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战，还有为社会公正而战，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爱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坚硬的脊梁；他点燃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光明，他的赤诚、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个圣徒，常人无法企及。
他心中，永远把受难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其实，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受保护最少的那部分人决定的；我称之为“人权的木桶定律”。是法轮功信徒、藏民、上访者、囚犯、农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官老爷，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作为‘贱民’），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崔卫平：《承担一个犹太人的重负》）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们去爱、去关怀这些被法律、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所遗弃的政治贱民，因为今天是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们自己（想想孙志刚、聂树斌、魏文华的命运，谁又能真正的免于恐惧？）；因为每一个同类的自由和尊严，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剥夺；而且每一次不义和罪恶，都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胡佳当然清楚自己所处的危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一个早就免于恐惧的大写的人。当然他绝非赤膊上阵，为了入狱而入狱。他清楚自己对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欧阳小戎回忆道：有一天他给胡佳打电话，正值耿和大姐刚被殴打，他对胡佳说：“请你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电话那头，胡佳开始颤抖，语无伦次，只是不停重复着：“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他要离开几天，专门照顾妻子和女儿，维权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想要保持独立和尊严、想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人，必须同时考虑到家庭的责任；据我的观察，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对家庭和亲人都有一种深沉的热爱；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才有可能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事实上，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社会-历史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
在我们周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立起来，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抗争。“抵制极权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哈维尔）对人性异化的自觉抵制与反抗，需要极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但舍此无法看到新社会的希望。胡适曾经对青年学生讲，“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些许进步，必须主要归功于少数的那些敢于生活在真实之中、敢于和野蛮、谎言和邪恶作斗争的优秀公民，少数的那些保持人性尊严和高贵灵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数的那些被囚禁的、被伤害的、被侮辱的、被驱逐的行动者和思想者，少数的那些践行公民美德、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
2008-2-12
（首发《公民》2008年2月，第三部分以《胡佳的大爱与大勇》首发《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181223.shtml
Friday, February 15, 2008
【滕彪】胡佳的大爱与大勇
[日期：2008-02-15] 来源：参与 作者：滕彪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疾病，丑和软弱无力。"（柏拉图：《理想国》）从胡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最宝贵的公民美德，真诚、勇敢、坚韧、博爱，一颗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一个人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此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1996 年大学毕业时，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但是一篇关于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沙漠治沙的报道，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寄去100元钱，在打电话询问时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寄钱的人，他和另一个朋友自费跑到恩格贝沙漠里种树一周，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他随后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态与环保，到湖北天鹅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员。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成为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动家之一。远在"维权"这个概念流行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就成为最危险的维权领域之一。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长期被政府刻意隐瞒，不准媒体讨论，而艾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踪、骚扰、威胁、迫害，直到今天，政府虽然无法再隐瞒艾滋病的真相，但对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仍未结束。
无论是环保还是艾滋病领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热情；但他有更广阔的爱与关怀。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他不满足于仅仅签一个名字，10月份，胡佳一个人前往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他明知不会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让政府知道人们对刘荻的关注。2004年，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警方将他拘捕，还要求胡佳母亲带他去做精神病鉴定。2005年，赵紫阳去世，胡佳到赵府去吊唁，为此被警方关押十余天。2006年，他为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陪律师调查取证，或者去探望被软禁的光诚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陈光诚妻子逃脱监控，来到北京，胡佳不顾个人安危，把袁伟静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经常处在莫名其妙地失踪、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最长的一次失踪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手段绑架胡佳，并矢口否认，41天后，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才把胡佳交出来。胡佳妈妈讲他在里面绝食的情况，"警察拿他开心啊，他不吃饭，不吃饭饿的不得了，把他抻起来，就是让他站着，一个手指就给捅倒了，捅倒了以后，倒下来他们又给他抻起来，再给他捅倒，他们就在旁边哈哈笑。" 2007年一年里，他被监视、跟踪、绑架的时间超过200天。胡佳的写作既是心灵写作，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与极权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体的对抗，精神独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随着监禁、软禁、殴打、失踪，在极端的情况下，维持自由和人性的尊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为美好的事物和真实的人性而感动。姚遥评价说，"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比现在更好，而且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去奉献他的努力。当他关注到哪个社会问题比较尖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挺身而出为此而努力。" 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渐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人权领域。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仿佛稍微一放松就会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充满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虫一兽都充满爱心；对人类，尤其是弱者和受难者，更是深怀悲悯。他爱的并非是抽象的国家和人类，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命运的个体。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还有谁为狱中的酷刑而悲愤？还有谁为政治犯家属的困顿而焦虑？还有谁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还有谁还惦记着第一线的人权斗士的安全？还有谁在寒冬为访民送去棉衣？还有谁关注艾滋孤儿的命运？再一次访谈中胡佳说："我觉得是在与自己的懈怠做斗争，与自己的软弱、虚荣、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战，还有为社会公正而战，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爱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坚硬的脊梁；他点燃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光明，他的赤诚、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个圣徒，常人无法企及。
他心中，永远把受难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其实，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受保护最少的那部分人决定的；我称之为"人权的木桶定律"。是法轮功信徒、藏民、上访者、囚犯、农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官老爷，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 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作为'贱民'），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崔卫平：《承担一个犹太人的重负》）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们去爱、去关怀这些被法律、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所遗弃的政治贱民，因为今天是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们自己（想想孙志刚、聂树斌、魏文华的命运，谁又能真正的免于恐惧？）；因为每一个同类的自由和尊严，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剥夺；而且每一次不义和罪恶，都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胡佳当然清楚自己所处的危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一个早就免于恐惧的大写的人。当然他绝非赤膊上阵，为了入狱而入狱。他清楚自己对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欧阳小戎回忆道：有一天他给胡佳打电话，正值耿和大姐刚被殴打，他对胡佳说："请你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电话那头，胡佳开始颤抖，语无伦次，只是不停重复着："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他要离开几天，专门照顾妻子和女儿，维权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想要保持独立和尊严、想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人，必须同时考虑到家庭的责任；据我的观察，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对家庭和亲人都有一种深沉的热爱；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才有可能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事实上，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社会-历史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
在我们周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立起来，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抗争。"抵制极权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哈维尔）对人性异化的自觉抵制与反抗，需要极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但舍此无法看到新社会的希望。胡适曾经对青年学生讲，"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些许进步，必须主要归功于少数的那些敢于生活在真实之中、敢于和野蛮、谎言和邪恶作斗争的优秀公民，少数的那些保持人性尊严和高贵灵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数的那些被囚禁的、被伤害的、被侮辱的、被驱逐的行动者和思想者，少数的那些践行公民美德、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
2008-2-15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疾病，丑和软弱无力。"（柏拉图：《理想国》）从胡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最宝贵的公民美德，真诚、勇敢、坚韧、博爱，一颗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一个人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此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1996 年大学毕业时，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但是一篇关于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沙漠治沙的报道，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寄去100元钱，在打电话询问时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寄钱的人，他和另一个朋友自费跑到恩格贝沙漠里种树一周，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他随后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态与环保，到湖北天鹅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员。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成为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动家之一。远在"维权"这个概念流行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就成为最危险的维权领域之一。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长期被政府刻意隐瞒，不准媒体讨论，而艾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踪、骚扰、威胁、迫害，直到今天，政府虽然无法再隐瞒艾滋病的真相，但对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仍未结束。
无论是环保还是艾滋病领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热情；但他有更广阔的爱与关怀。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他不满足于仅仅签一个名字，10月份，胡佳一个人前往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他明知不会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让政府知道人们对刘荻的关注。2004年，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警方将他拘捕，还要求胡佳母亲带他去做精神病鉴定。2005年，赵紫阳去世，胡佳到赵府去吊唁，为此被警方关押十余天。2006年，他为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陪律师调查取证，或者去探望被软禁的光诚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陈光诚妻子逃脱监控，来到北京，胡佳不顾个人安危，把袁伟静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经常处在莫名其妙地失踪、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最长的一次失踪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手段绑架胡佳，并矢口否认，41天后，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才把胡佳交出来。胡佳妈妈讲他在里面绝食的情况，"警察拿他开心啊，他不吃饭，不吃饭饿的不得了，把他抻起来，就是让他站着，一个手指就给捅倒了，捅倒了以后，倒下来他们又给他抻起来，再给他捅倒，他们就在旁边哈哈笑。" 2007年一年里，他被监视、跟踪、绑架的时间超过200天。胡佳的写作既是心灵写作，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与极权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体的对抗，精神独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随着监禁、软禁、殴打、失踪，在极端的情况下，维持自由和人性的尊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为美好的事物和真实的人性而感动。姚遥评价说，"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比现在更好，而且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去奉献他的努力。当他关注到哪个社会问题比较尖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挺身而出为此而努力。" 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渐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人权领域。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仿佛稍微一放松就会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充满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虫一兽都充满爱心；对人类，尤其是弱者和受难者，更是深怀悲悯。他爱的并非是抽象的国家和人类，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命运的个体。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还有谁为狱中的酷刑而悲愤？还有谁为政治犯家属的困顿而焦虑？还有谁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还有谁还惦记着第一线的人权斗士的安全？还有谁在寒冬为访民送去棉衣？还有谁关注艾滋孤儿的命运？再一次访谈中胡佳说："我觉得是在与自己的懈怠做斗争，与自己的软弱、虚荣、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战，还有为社会公正而战，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爱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坚硬的脊梁；他点燃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光明，他的赤诚、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个圣徒，常人无法企及。
他心中，永远把受难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其实，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受保护最少的那部分人决定的；我称之为"人权的木桶定律"。是法轮功信徒、藏民、上访者、囚犯、农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官老爷，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 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作为'贱民'），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崔卫平：《承担一个犹太人的重负》）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们去爱、去关怀这些被法律、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所遗弃的政治贱民，因为今天是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们自己（想想孙志刚、聂树斌、魏文华的命运，谁又能真正的免于恐惧？）；因为每一个同类的自由和尊严，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剥夺；而且每一次不义和罪恶，都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胡佳当然清楚自己所处的危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一个早就免于恐惧的大写的人。当然他绝非赤膊上阵，为了入狱而入狱。他清楚自己对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欧阳小戎回忆道：有一天他给胡佳打电话，正值耿和大姐刚被殴打，他对胡佳说："请你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电话那头，胡佳开始颤抖，语无伦次，只是不停重复着："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他要离开几天，专门照顾妻子和女儿，维权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想要保持独立和尊严、想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人，必须同时考虑到家庭的责任；据我的观察，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对家庭和亲人都有一种深沉的热爱；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才有可能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事实上，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社会-历史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
在我们周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立起来，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抗争。"抵制极权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哈维尔）对人性异化的自觉抵制与反抗，需要极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但舍此无法看到新社会的希望。胡适曾经对青年学生讲，"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些许进步，必须主要归功于少数的那些敢于生活在真实之中、敢于和野蛮、谎言和邪恶作斗争的优秀公民，少数的那些保持人性尊严和高贵灵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数的那些被囚禁的、被伤害的、被侮辱的、被驱逐的行动者和思想者，少数的那些践行公民美德、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
2008-2-15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Teng Biao: Olympics "an opportunity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ublished by Thomas HUBERT on 2008/2/13
Teng Biao is one of the rare activists who call for the immediat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rom within China. In the past weeks, the police confiscated his passport and he received threats from the authorities after he supported Hu Jia,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activist who was arrested last December.
On a visit to Paris last October, Teng Biao told us about his experience as an abolitionist in China. As the World Coalition is set to launch a campaign later this month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Olympics, we publish this interview in agreement with Teng Biao despite his current difficulties: "I cannot give up my rights to express myself", he said.
***How did you become an anti-death penalty advocate?
In 2003, as I worked part time at a law firm, I got involved in the famous case of a person who died in a detention centre in Guandong.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n asked me for legal aid and I gradually became a human rights lawyer.
I became an abolitionist just after I graduated in 2002. In China, most people oppose abolition. In fact, many want more death penalty. In the legal field, however,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gree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step by step. But my opinion is that it should be abolished at once, without condition.
***How did you form this opinion?
I read books about criminal theory and the death penalty, and got involved in capital cases where I found my clients to be innocent. There were cases where prisoners were executed and found innocent afterwards.
I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around 400 executions per year outside China, and about 8,000 in China. This is terrible.
***How do you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 write articles on websites and Chinese-language overseas journals, I accept interview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I am a defence lawyer in death penalty cases.
It is not easy to be a defence lawyer in China. There is no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n serious cases, the judge is not free to pronounce the sentence and must obey orders from higher courts or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In some cases,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accused is innocent. For example, four defendants were accused of a crime committed in Le Ping City, Jiang Xi province, in 2001. They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crime and two of them were not even in the city. The prosecution had no evidence except oral testimony obtained under torture.
I wrote articles on websites, formed a lawyers' group, sent a repor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organised a symposium in Beijing in 2007 to discuss the case. There are similar cases in other provinces.
Most lawyers involved in these cases are human rights lawyers: they defend journalists, writers, etc. But many do not have an opin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They have never been asked if it should be abolished.
*Does what you say or write have an impact inside China?
Sometimes, the articles I wrote were published by official media or websites and were accessib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you can discuss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ory. Any opin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is permitted, but if you relate it to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it gets sensitive.
I can say I am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 can say I want it abolished at once. But I cannot say there are more than 8,000 executions; I cannot say organs of executed prisoners have been removed or sold; I cannot say the Beijing Olympics should be boycotted beca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situation in China.
I can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cannot say because I am a bit famous, and because I am a teacher in a public university, i.e. I'm par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f I were fired from the university, it could be dangerous.
***Did you have difficulties in the past?
In 2006, the police prevented me from attending an invitation to Geneva. They also blocked me from going to Yale as a guest lecturer twice, but the university invited me a third time and I was permitted to go. Also, I couldn't attend a meeting in Hong Kong in 2007.
Pressur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very useful, and sometimes effective. Without international pressure,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China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What changes can we expect on the death penalty front in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I think that more intellectuals will agree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xpress our opinion through education, articles and books. Some scholars can have an impact on legislation, as they give advice before it is passed before the Congress.
The Olympic Games is an opportunity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global moratorium resolution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opinion of the Chinese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I also think the number of executions can decrease.
***Since January 1, 2007, China's Supreme Court must review every death sentence. Is this having an effect on execution numbers?
Some experts think they are decreasing but this is top secret and we cannot be sure. There is growing pressure on the Supreme Court to publish execution figures. The chief justice has openly expressed the idea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nd that every capital case should be without doubt.
Som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ink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 for non-violent crimes such as corruption, but interestingly this is opposed by ordinary people who see it as protection for powerful officials.
***Do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often discuss the death penalty?
At the moment, most of them only have government-control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But when they can discuss it freely, their opinion will change.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which is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is will bring about change.
Also,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China is growing rapidly, both in official and underground churches. This too could be a good element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http://www.boxun.com/hero/200802/tengb/3_1.shtml
Teng Biao is one of the rare activists who call for the immediat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rom within China. In the past weeks, the police confiscated his passport and he received threats from the authorities after he supported Hu Jia, a freedom of expression activist who was arrested last December.
On a visit to Paris last October, Teng Biao told us about his experience as an abolitionist in China. As the World Coalition is set to launch a campaign later this month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Olympics, we publish this interview in agreement with Teng Biao despite his current difficulties: "I cannot give up my rights to express myself", he said.
***How did you become an anti-death penalty advocate?
In 2003, as I worked part time at a law firm, I got involved in the famous case of a person who died in a detention centre in Guandong.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n asked me for legal aid and I gradually became a human rights lawyer.
I became an abolitionist just after I graduated in 2002. In China, most people oppose abolition. In fact, many want more death penalty. In the legal field, however, more and more scholars agree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step by step. But my opinion is that it should be abolished at once, without condition.
***How did you form this opinion?
I read books about criminal theory and the death penalty, and got involved in capital cases where I found my clients to be innocent. There were cases where prisoners were executed and found innocent afterwards.
I found out that there are around 400 executions per year outside China, and about 8,000 in China. This is terrible.
***How do you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 write articles on websites and Chinese-language overseas journals, I accept interview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I am a defence lawyer in death penalty cases.
It is not easy to be a defence lawyer in China. There is no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n serious cases, the judge is not free to pronounce the sentence and must obey orders from higher courts or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In some cases,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accused is innocent. For example, four defendants were accused of a crime committed in Le Ping City, Jiang Xi province, in 2001. They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crime and two of them were not even in the city. The prosecution had no evidence except oral testimony obtained under torture.
I wrote articles on websites, formed a lawyers' group, sent a repor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organised a symposium in Beijing in 2007 to discuss the case. There are similar cases in other provinces.
Most lawyers involved in these cases are human rights lawyers: they defend journalists, writers, etc. But many do not have an opin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They have never been asked if it should be abolished.
*Does what you say or write have an impact inside China?
Sometimes, the articles I wrote were published by official media or websites and were accessible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you can discuss the death penalty in theory. Any opin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is permitted, but if you relate it to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 it gets sensitive.
I can say I am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 can say I want it abolished at once. But I cannot say there are more than 8,000 executions; I cannot say organs of executed prisoners have been removed or sold; I cannot say the Beijing Olympics should be boycotted beca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situation in China.
I can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cannot say because I am a bit famous, and because I am a teacher in a public university, i.e. I'm par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f I were fired from the university, it could be dangerous.
***Did you have difficulties in the past?
In 2006, the police prevented me from attending an invitation to Geneva. They also blocked me from going to Yale as a guest lecturer twice, but the university invited me a third time and I was permitted to go. Also, I couldn't attend a meeting in Hong Kong in 2007.
Pressur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very useful, and sometimes effective. Without international pressure,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China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What changes can we expect on the death penalty front in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I think that more intellectuals will agree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xpress our opinion through education, articles and books. Some scholars can have an impact on legislation, as they give advice before it is passed before the Congress.
The Olympic Games is an opportunity to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global moratorium resolution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opinion of the Chinese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I also think the number of executions can decrease.
***Since January 1, 2007, China's Supreme Court must review every death sentence. Is this having an effect on execution numbers?
Some experts think they are decreasing but this is top secret and we cannot be sure. There is growing pressure on the Supreme Court to publish execution figures. The chief justice has openly expressed the idea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and that every capital case should be without doubt.
Som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ink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 for non-violent crimes such as corruption, but interestingly this is opposed by ordinary people who see it as protection for powerful officials.
***Do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often discuss the death penalty?
At the moment, most of them only have government-control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ath penalty. But when they can discuss it freely, their opinion will change.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 which is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This will bring about change.
Also,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China is growing rapidly, both in official and underground churches. This too could be a good element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http://www.boxun.com/hero/200802/tengb/3_1.shtml
Empty Olympic Promises 【NY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February 4, 2008
Six months out from the 2008 Olympics, China has jailed another inconvenient dissident. Hu Jia was dragged from his home by state police agents, and last week he was formally charged with inciting subversion. To earn the right to host the Games, China promised to improve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Instead, it appears determined to silence anyone who dares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its abuses.
Mr. Hu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ar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spent much of 2006 restricted to their apartment. She used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blog about life under detention while he wrote online about peasant protests and human rights cases.
Mr. Hu’s recent testimony, by telephone,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bout Olympics-related rights violations may have been the last straw. Ms. Zeng and the couple’s two-month-old baby remain in their apartment under house arrest, with telephone and Internet connections now severed.
Improving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isn’t China’s only unmet commit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t also promised to improve air quality. Now athletes and their coache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spend as little time as possible in China’s smog-swamped capital, where they may need masks to breathe.
Beijing also made empty commitments about press freedoms. China has failed to lift fully the reporting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journalists, including limits on their ability to move freely about the country. Local journalists are as restricted as ever. There has also been increased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The Olympic Committee has not made public its formal contract with Beijing. But a new book called “China’s Great Leap,” edited by Minky Worden, media directo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s that Beijing sought to strengthen its bid by telling the committee — specifically — that awarding it the Games would facilitate human rights progress.
With the Games approaching, China has instead expanded its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tightened controls ov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rounded up “undesirables,” such as migrants and the mentally i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ajor countries need China’s help on many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of the day. But they must keep reminding Beijing,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at it will be judged as much on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as on the quality of the Olympics’ made-for-TV spectacle.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watch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4/opinion/04mon2.html?scp=1&sq=hu+jia&st=nyt
February 4, 2008
Six months out from the 2008 Olympics, China has jailed another inconvenient dissident. Hu Jia was dragged from his home by state police agents, and last week he was formally charged with inciting subversion. To earn the right to host the Games, China promised to improve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Instead, it appears determined to silence anyone who dares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its abuses.
Mr. Hu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ar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spent much of 2006 restricted to their apartment. She used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blog about life under detention while he wrote online about peasant protests and human rights cases.
Mr. Hu’s recent testimony, by telephone,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bout Olympics-related rights violations may have been the last straw. Ms. Zeng and the couple’s two-month-old baby remain in their apartment under house arrest, with telephone and Internet connections now severed.
Improving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isn’t China’s only unmet commit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t also promised to improve air quality. Now athletes and their coaches are figuring out how to spend as little time as possible in China’s smog-swamped capital, where they may need masks to breathe.
Beijing also made empty commitments about press freedoms. China has failed to lift fully the reporting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journalists, including limits on their ability to move freely about the country. Local journalists are as restricted as ever. There has also been increased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The Olympic Committee has not made public its formal contract with Beijing. But a new book called “China’s Great Leap,” edited by Minky Worden, media directo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s that Beijing sought to strengthen its bid by telling the committee — specifically — that awarding it the Games would facilitate human rights progress.
With the Games approaching, China has instead expanded its crackdown on dissidents, tightened controls ov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rounded up “undesirables,” such as migrants and the mentally i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major countries need China’s help on many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of the day. But they must keep reminding Beijing,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at it will be judged as much on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as on the quality of the Olympics’ made-for-TV spectacle.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watch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4/opinion/04mon2.html?scp=1&sq=hu+jia&st=nyt
Dissident’s Arrest Hints at Olympic Crackdown 【NY TIMES】
Frederic J. Brow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Police and security officers, one gesturing to the photographer, put up crime tape on Friday to block access to the Beijing apartment of Hu Jia, a jailed human rights advocat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2008
Dissident’s Arrest Hints at Olympic Crackdown
By JIM YARDLEY
BEIJING — When state security agents burst into his apartment last month, Hu Jia was chatting on Skype, the Internet-based telephone system. Mr. Hu’s computer was his most potent tool. He disseminated information about human rights cases, peasant protests and other politically touchy topics even though he often lived under de facto house arrest.
Mr. Hu, 34,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are human rights advocates who spent much of 2006 restricted to their apartment in a complex with the unlikely name of Bo Bo Freedom City. She blogged about life under detention, while he videotaped a documentary titled “Prisoner in Freedom City.” Their surreal existence seemed to reflect an official uncertainty about how, and whether, to shut them up.
That ended on Dec. 27. Mr. Hu was dragged away on charges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while Ms. Zeng was bathing their newborn daughter, Qianci. Telephone and Internet connections to the apartment were severed.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now under house arrest. Qianci, barely 2 months old, is probably the youngest political prisoner in China.
For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Chinese dissidents, Mr. Hu’s detention is the most telling example of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broadening crackdown on dissent as Beijing prepares to play host to the Olympic Games in August. In recent months, several dissidents have been jailed, including a former factory worker in northeastern China who collected 10,000 signatures after posting an online petition titled “We Want Human Rights, Not the Olympics.”
“This is a coordinated cleansing campaign,” said Teng Biao, a legal expert who has known Mr. Hu since 2006. “All the troublemakers — including potential troublemakers — are being silenced before the Olympic Games.”
With fewer than 200 days before the Aug. 8 opening ceremonies, Beijing is in the full throes of preparations. Roads and subway lines are being completed, and the city’s new stadiums are nearly finished. But with more than 20,000 journalists expected for the Games, Beijing is also tightening controls over information.
Early this month, the authorities announced that only state-sanctioned companies would be allowed to broadcast video and audio files on the Internet, although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at edict remains unclear. China has also extended a crackdown on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unhealthy” content, a move some rights groups consider a tool for arresting online dissidents.
China has jailed 51 online dissidents — more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 and last year blocked more than 2,500 Web sites, according t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 press freedom advocacy group.
Mr. Hu used his own Web site to post updates about other dissidents or peasant protests. He also did not hesitate to describe his semi-regular encounters with the police and state security officers assigned to monitor him.
“The police force mobilized is much, much larger than before,” Mr. Hu told Agence France-Presse in October as the Communist Party clamped down on dissidents during an important political meeting. “Now, they just arrest people very publicly and arbitrarily, without the necessary legal procedures.”
Last year, Mr. Hu became involved in the case of Yang Chunlin, the former factory worker who organized the “We Want Human Rights, Not the Olympics” petition drive, part of an effort to help local farmers seek legal redress over confiscated land. Mr. Yang was arrested last summer and charged with subverting state power,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groups.
Mr. Hu told Agence France-Presse that Mr. Yang’s arrest was part of a government effort to “clean up” politically touchy cases before the Games.
“I’m helping Yang Chunlin to hire a lawyer,” Mr. Hu said. “The authorities have threatened Yang’s family and relatives. Yang’s wife dares not speak to anyone because of the threats.”
Mr. Hu also took part, via Webcam, in a European Union parliamentary hearing in November in Brussels about human rights. He said China had failed to meet its Olympic promise of improving human rights.
Rebecca MacKinnon, who teaches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at any Olympic host country faces domestic critics of the Games and that such dissent is usually freely discussed in the public arena. She said efforts by security agencies to round up critics and other dissidents made the Communist Party look insecure and would backfire in the court of international opinion.
Others who have been detained in recent months are Liu Jie, a longtime protester of land issues in Beijing; Gao Zhisheng, an outspoken lawyer; and Lu Gengsong, an online dissid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shows that China is once again shooting itself in the foot,” said Ms. MacKinnon, a co-founder of Global Voices Online, a nonprofit forum for blogger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very predictable,” she added. “Hu Jia is not an opponent of the Olympics. He has just been saying: ‘We have problems.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address them. As an Olympics host, we need to be treating our people better.’ ”
This month, Jiang Yu, a spokeswoman for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described Mr. Hu’s case as a legal matter and offered no elaboration.
“I believe that related authorities will deal with that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he said at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If the authorities hoped Mr. Hu’s arrest would bring more silence, the opposite has happened. More than 60 intellectuals have signed a public petition calling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A prominent rights lawyer, Xu Zhiyong, posted a lengthy open letter online to President Hu Jintao in which he described Hu Jia as “modern China’s conscience.”
“If he is brought to trial, then it is a trial of the fragile conscience of 1.3 billion Chinese,” Mr. Xu wrote. “If nobody stands up for him, it is an everlasting national shame.”
Chinese bloggers have also taken up Mr. Hu’s cause. One blogger, Guo Weidong, wrote a poem that began:
Call 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Immediately release Hu Jia!
The Chinese people, shackled in chains, welcome the Olympics!
Another blogger, alluding to the president’s call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wrote, “The common speculation now is that Hu Jia was arrested in order to take out some nonharmonious noise prior to the Olympics.”
Mr. Hu began his activism in 1996 after he mailed a donation in response to a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efforts to stop the encroaching Gobi Desert. He learned that no one else had contributed any money. So he quit his job as a television editor and volunteered to plant trees.
He converted to Buddhism, became a vegetarian and joined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group as a full-time volunteer. He later became well known for helping AIDS patients and met his wife, Ms. Zeng, when they were volunteering at the same nonprofit AIDS group.
Ms. Zeng began blogging in response to the intense surveillance of the couple. When security agents detained Mr. Hu without charges for 41 days in February 2006, she generated publicity with her blog. When Mr. Hu was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in 2006, she blogged about life in detention and posted online photos of herself wearing a T-shirt that read, in English, “House Arrested Again.”
Now Ms. Zeng has been cut off from the Internet. Only her parents and Mr. Hu’s parents are allowed to visit. Friends who have tried to bring baby formula have been turned away. Last week, the police turned away a reporter from the couple’s building. Officers hastily unspooled tape and declared the area a “crime scene.”
Mr. Hu has been detained several times, but never on formal charges. The authorities have forbidden his lawyers to meet with him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ase involves a state secret. One of his lawyers, Li Fangping, said no one knew whether Mr. Hu’s arrest was linked to a specific case or was a result of his overall criticism of the country’s human rights record.
Mr. Hu’s mother,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by name, said security agents had seized his bank cards, computers, cellphones and other pieces of personal property. She said agents had tried to bully Ms. Zeng into signing statements about her husband and even threatened to take away her baby for several hours each day when the newborn was not feeding. But Ms. Zeng has refused to sign.
“Hu Jia loves the country so much,” his mother said. “He always cares about how China is making progress. How can he be accused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He is someone who can’t bear to kill an ant.”
But, his mother added, her son is also not afraid. She said that he had told her: “If I don’t shed blood for the country, who will? If I don’t go to hell, who will?”
http://www.nytimes.com/2008/01/30/world/asia/30dissident.html?scp=2&sq=hu+jia&st=nyt
China Accuses Online Activist of Subversion 【NY TIMES】
By JIM YARDLEY
Published: February 1, 2008
BEIJING — A prominent Chinese human rights advocate who has been in custody since late December was issued a formal arrest warrant this week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despite calls from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lawyers for his releas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riticized China for the arrest of the advocate, Hu Jia, and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cracking down on dissidents before Beijing plays host to the Olympics in August.
Mr. Hu, 34, was first detained on Dec. 27, when security agents burst into his suburban Beijing apartment and dragged him away on suspicion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The authorities formalized charges against him this week when police officers delivered an arrest warrant to Mr. Hu’s wife on Wednesday night, one of Mr. Hu’s lawyers said.
“Hu Jia is under formal arrest on charges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said Li Fangping, the lawyer, paraphrasing the arrest warrant.
Mr. Hu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his advocacy on behalf of AIDS patients, far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also are well-known Internet bloggers who have faced official scrutiny for years for their writings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During a long period under house arrest in 2006, Mr. Hu filmed a documentary,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which he posted online.
More recently, Mr. Hu was outspoken in saying that China had not fulfilled its promises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advance of the Olympics.
The authorities still have not specified any details about the charges against Mr. Hu. His lawyers have been forbidden to meet with him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say that the case involves a state secret.
Under the next stage of the legal process, the police may continue investigating Mr. Hu’s case for two to seven months before handing it over to Chinese prosecutors. Prosecutors must eventually decide whether to indict Mr. Hu and take him to trial.
Mr. Li said Mr. Hu could face at least three years in pris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haracterized Mr. Hu’s detention as part of a roundup of troublemakers before the Olympics. Last November Mr. Hu criticized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ers when he testified via webcam to a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hether or not these criticisms triggered his arrest, it is clear that the action taken against Hu Jia cannot escape being connected to the Olympics,” said the Dui Hua Foundation, a human rights group based in San Francisco that is involved with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is high-profile rights activist out of action in the final months before the Olympics may have been too good to pass up.”
The statement, posted on Dui Hua’s Web site on Thursday, added that Mr. Hu’s arrest posed a major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for China as it prepared for the Olympics. The group noted that Mr. Hu was likely to remain behind bars through the Games — and might not even be allowed to meet with his lawyer by the time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Mr. Hu and Ms. Zeng were accustomed to tight surveillance from Beijing’s security apparatus. Mr. Hu was detained for 41 days in 2006 without charges and then released. He and his wife spent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year under effective house arrest. Surveillance of the pair loosened somewhat last year until agents took Mr. Hu into custody on Dec. 27. The authorities also severed the couple’s telephone line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to prevent Ms. Zeng from continuing to write on her blog.
The couple had their first child late last year. The newborn, Qianci, recently turned two months old. But police have been stationed outside the family’s apartment in a complex known as Bo Bo Freedom City, so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remain under effective house arrest.
Friends, supporters and journalists have been turned away from the apartment. The parents of Mr. Hu and Ms. Zeng are the only people allowed to visit and have provided a lifeline of food and baby formula for Qianci and Ms. Zeng.
Zhang Jing contributed research.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1/world/asia/01beijing.html?scp=3&sq=hu+jia&st=nyt
Published: February 1, 2008
BEIJING — A prominent Chinese human rights advocate who has been in custody since late December was issued a formal arrest warrant this week on charges of subversion despite calls from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lawyers for his releas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riticized China for the arrest of the advocate, Hu Jia, and accu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cracking down on dissidents before Beijing plays host to the Olympics in August.
Mr. Hu, 34, was first detained on Dec. 27, when security agents burst into his suburban Beijing apartment and dragged him away on suspicion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The authorities formalized charges against him this week when police officers delivered an arrest warrant to Mr. Hu’s wife on Wednesday night, one of Mr. Hu’s lawyers said.
“Hu Jia is under formal arrest on charges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said Li Fangping, the lawyer, paraphrasing the arrest warrant.
Mr. Hu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r his advocacy on behalf of AIDS patients, farmers and the environment. He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also are well-known Internet bloggers who have faced official scrutiny for years for their writings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During a long period under house arrest in 2006, Mr. Hu filmed a documentary,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which he posted online.
More recently, Mr. Hu was outspoken in saying that China had not fulfilled its promises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advance of the Olympics.
The authorities still have not specified any details about the charges against Mr. Hu. His lawyers have been forbidden to meet with him because the authorities say that the case involves a state secret.
Under the next stage of the legal process, the police may continue investigating Mr. Hu’s case for two to seven months before handing it over to Chinese prosecutors. Prosecutors must eventually decide whether to indict Mr. Hu and take him to trial.
Mr. Li said Mr. Hu could face at least three years in pris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characterized Mr. Hu’s detention as part of a roundup of troublemakers before the Olympics. Last November Mr. Hu criticized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Beijing’s Olympic organizers when he testified via webcam to a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hether or not these criticisms triggered his arrest, it is clear that the action taken against Hu Jia cannot escape being connected to the Olympics,” said the Dui Hua Foundation, a human rights group based in San Francisco that is involved with Chinese political priso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ities,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is high-profile rights activist out of action in the final months before the Olympics may have been too good to pass up.”
The statement, posted on Dui Hua’s Web site on Thursday, added that Mr. Hu’s arrest posed a major public relations problem for China as it prepared for the Olympics. The group noted that Mr. Hu was likely to remain behind bars through the Games — and might not even be allowed to meet with his lawyer by the time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Mr. Hu and Ms. Zeng were accustomed to tight surveillance from Beijing’s security apparatus. Mr. Hu was detained for 41 days in 2006 without charges and then released. He and his wife spent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year under effective house arrest. Surveillance of the pair loosened somewhat last year until agents took Mr. Hu into custody on Dec. 27. The authorities also severed the couple’s telephone line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to prevent Ms. Zeng from continuing to write on her blog.
The couple had their first child late last year. The newborn, Qianci, recently turned two months old. But police have been stationed outside the family’s apartment in a complex known as Bo Bo Freedom City, so that mother and daughter remain under effective house arrest.
Friends, supporters and journalists have been turned away from the apartment. The parents of Mr. Hu and Ms. Zeng are the only people allowed to visit and have provided a lifeline of food and baby formula for Qianci and Ms. Zeng.
Zhang Jing contributed research.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1/world/asia/01beijing.html?scp=3&sq=hu+jia&st=nyt
Saturday, February 2, 2008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录像:胡佳制作的《自由城中的囚徒》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2)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3)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4/4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7)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2)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3)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4/4
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 (7)
胡佳被批准逮捕 声援者失踪或软禁（带录像）
胡佳被批准逮捕 声援者失踪或软禁（带录像）
2008.02.01
(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对这篇报道的看法)
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日前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与此同时，一直为胡佳和家人奔走求援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已经失去消息数周，各方呼吁关注其下落。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请听报道录音
下载声音文件
录像:胡佳制作的《自由城中的囚徒》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日前正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家人星期三晚收到了书面通知。他的律师李方平周五告诉本台：“前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已经送达了批准逮捕通知书，下一步他们可能还会展开侦查。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内如果不批准逮捕就应该予以释放。”
消息传出后，各方迅速回应，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对国内外要求释放胡佳的呼声充耳不闻，同时侮辱了各民主国家为此而作的意见表达和外交努力。
然而中国大陆关注胡佳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则对当局在拘留期限三十七天将满的时候批捕胡佳不感到意外，法学博士滕彪认为，外界的呼吁依然会影响当局此后对胡佳的措施：“既然抓胡佳，肯定要批捕审判。目前为止当局应该已经考虑了外界的呼吁，究竟将来会怎么判应该也和外界声援力度有关。”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组织策划陈昕暂不评论当局批捕的决定，她说，该组织更加关注的是案件进入新一阶段程序后，胡佳得到法律援助以及适当医疗的权利是否继续被剥夺：“被批捕的事情我想是进入了另一个程序，我们会继续观察；但胡佳现在起码应该有基本权利，包括会见律师以及得到每天药物的治疗，这两点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特别紧迫的事情。”
身患肝硬化的胡佳被捕至今未获准会见律师，而要求取保候审申请也被以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为名拒绝。至今官方没有向律师出示以上决定的相关依据，胡佳的律师李方平说：“ 说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他们不批准会见，但我们也没有看见任何相关涉密鉴定的材料。”
图片：07年1月9日胡佳和妻子曾金燕在北京寓所合影（法新社）
不但见不到当事人，在当局不断阻挠下，律师们甚至未能和被软禁中的胡佳妻子曾金燕会面。李方平说目前最大的希望是接下来的律师执业过程不受干扰：“我个人认为通过他们不批准律师会见等等情况来看，可能当局还是会推进该案继续进行，包括移送检察院起诉，甚至移到法院开庭审理。我们只能积极应对，律师职业活动不受到干扰，这是我们最纯粹的希望。 ”
与此同时，一直为胡佳以及家属奔走呼吁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数周以来失去了音信，海外维权网星期五发表告示呼吁得知齐志勇下落的人士与该网联系。
一位与齐志勇来往密切，不便透露姓名的北京维权人士告诉本台，用各种方法都联系不上他，日前往他家寻找也似乎没有人在，而齐志勇失踪前曾向这位人士透露遭警察严重警告不准就胡佳和家属的情况发出声音：“一月六号传唤警告他，宣武国保分局两个工作人员对他说，奉北京市公安局长命令让齐志勇闭嘴，如违反这个命令，不管他是残疾，一切后果自己承担。齐志勇跟我没全部说完，只是形容很恐怖，说他可能以后不会在家了。之后我在网上怎么呼他都没回话，打他电话和家里电话、发短讯都没有音讯。我前几天去过他家门口，他的残疾摩托车不在门口，我想等他爱人和孩子出来，也都没有。我不敢敲门，感觉门口有人看着。”
本台记者最后一次与齐志勇网上通话是在一月十三号，而综合各方意见，多称在这个日子前后开始失去他的消息。
另外，北京其他与胡佳有直接来往的维权人士如李海、刘荻也继续受到软禁，有分析认为当局此举是要避免海内外互相呼应营救胡佳的局面。李海说形势令人联想到当年高智晟被抓捕后当局的全盘控制：“我被软禁了很长时间---从胡佳被抓的十二月二十七号。这让我回忆起当初高智晟那个情况。当局把一切对胡佳被捕可能做出反应的人都控制住，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去营救或是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1/hujia/
20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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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日前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与此同时，一直为胡佳和家人奔走求援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已经失去消息数周，各方呼吁关注其下落。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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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胡佳制作的《自由城中的囚徒》
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日前正式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家人星期三晚收到了书面通知。他的律师李方平周五告诉本台：“前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已经送达了批准逮捕通知书，下一步他们可能还会展开侦查。刑事拘留三十七天内如果不批准逮捕就应该予以释放。”
消息传出后，各方迅速回应，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对国内外要求释放胡佳的呼声充耳不闻，同时侮辱了各民主国家为此而作的意见表达和外交努力。
然而中国大陆关注胡佳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则对当局在拘留期限三十七天将满的时候批捕胡佳不感到意外，法学博士滕彪认为，外界的呼吁依然会影响当局此后对胡佳的措施：“既然抓胡佳，肯定要批捕审判。目前为止当局应该已经考虑了外界的呼吁，究竟将来会怎么判应该也和外界声援力度有关。”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组织策划陈昕暂不评论当局批捕的决定，她说，该组织更加关注的是案件进入新一阶段程序后，胡佳得到法律援助以及适当医疗的权利是否继续被剥夺：“被批捕的事情我想是进入了另一个程序，我们会继续观察；但胡佳现在起码应该有基本权利，包括会见律师以及得到每天药物的治疗，这两点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特别紧迫的事情。”
身患肝硬化的胡佳被捕至今未获准会见律师，而要求取保候审申请也被以可能继续危害社会为名拒绝。至今官方没有向律师出示以上决定的相关依据，胡佳的律师李方平说：“ 说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他们不批准会见，但我们也没有看见任何相关涉密鉴定的材料。”
图片：07年1月9日胡佳和妻子曾金燕在北京寓所合影（法新社）
不但见不到当事人，在当局不断阻挠下，律师们甚至未能和被软禁中的胡佳妻子曾金燕会面。李方平说目前最大的希望是接下来的律师执业过程不受干扰：“我个人认为通过他们不批准律师会见等等情况来看，可能当局还是会推进该案继续进行，包括移送检察院起诉，甚至移到法院开庭审理。我们只能积极应对，律师职业活动不受到干扰，这是我们最纯粹的希望。 ”
与此同时，一直为胡佳以及家属奔走呼吁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数周以来失去了音信，海外维权网星期五发表告示呼吁得知齐志勇下落的人士与该网联系。
一位与齐志勇来往密切，不便透露姓名的北京维权人士告诉本台，用各种方法都联系不上他，日前往他家寻找也似乎没有人在，而齐志勇失踪前曾向这位人士透露遭警察严重警告不准就胡佳和家属的情况发出声音：“一月六号传唤警告他，宣武国保分局两个工作人员对他说，奉北京市公安局长命令让齐志勇闭嘴，如违反这个命令，不管他是残疾，一切后果自己承担。齐志勇跟我没全部说完，只是形容很恐怖，说他可能以后不会在家了。之后我在网上怎么呼他都没回话，打他电话和家里电话、发短讯都没有音讯。我前几天去过他家门口，他的残疾摩托车不在门口，我想等他爱人和孩子出来，也都没有。我不敢敲门，感觉门口有人看着。”
本台记者最后一次与齐志勇网上通话是在一月十三号，而综合各方意见，多称在这个日子前后开始失去他的消息。
另外，北京其他与胡佳有直接来往的维权人士如李海、刘荻也继续受到软禁，有分析认为当局此举是要避免海内外互相呼应营救胡佳的局面。李海说形势令人联想到当年高智晟被抓捕后当局的全盘控制：“我被软禁了很长时间---从胡佳被抓的十二月二十七号。这让我回忆起当初高智晟那个情况。当局把一切对胡佳被捕可能做出反应的人都控制住，使他们无法采取行动去营救或是呼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8/02/01/hujia/
【唯色】大一统的“中国表情"
[日期：2008-02-03] 来源：RFA
去年年底，中国总理颁布了将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改为法定假日的法令。假日各为一天，全国都要执行。这个国家的13亿人，56个民族，都须在这三天过这三个属于汉民族的节。
这一法令的推出，实际上酝酿了很长时间，鼓噪了很长时间。在从上至下、日益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传统节日如死而复生，被官方学者认为“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官方出版了《我们的节日》一书；中央电视台制作播放了《我们的节日》七集电视片，都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一个是其他民族的传统节日。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将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喻为“中国表情”，热烈赞扬清明、端午和中秋的法定化是“渐渐明朗的中国表情”，并且坚决地说，这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中国最突出的‘表情’，成为我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清明、端午和中秋都是汉民族的古日，每一个日子都有着长长的故事，伴随着一年四季的节气，清明与汉民族的葬俗有关、端午与中国古代的人物有关、中秋与汉民族的民间传说有关，所以有清明祭扫墓地、端午纪念古人、中秋阖家团圆的习俗，成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却不是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
仅是汉民族自己的节日也就罢了，但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相传是在推翻元朝时，汉人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夹在饼子里传送各地形成的。无论这是传说还是事实，汉人百姓大多如此解释。用google可以搜索到八千多条“八月十五杀鞑子”，足见传播之广，很多蒙古人因此对汉人的这个节日十分反感。把这个日子法定为全国性的节日，明显是不在意其他民族感情的大汉族心态。
而对藏民族来说，大部分西藏人并不知道清明、端午和中秋是怎么回事，随着这些节日被法定化，也就意味着西藏人尤其是西藏人的孩子将在过节中逐渐被同化。正像《人民日报》的文章所说：“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孩子习惯了清明踏青、中秋望月时，谁说不会正是这些节日的熏染，让他们领会了文化中国寓意深厚的‘表情’”。由此我想到了我的成长过程，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使我能流利地背诵唐诗宋词却不知密勒日巴的一首诗，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修建，我熟悉鲁迅远远超过我对仓央嘉措的了解，事实上，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个人的表情已经变了。而我对本民族的了解都是后来自学的，因为我的内心认同的是西藏。
没错，清明、端午和中秋对于汉民族来说是“中国表情”，然而，当局以立法形式来表达一种国家态度，意味着这个“中国表情”必须被其他民族认可。或者说，在大一统的“中国表情”里，其他民族的“表情”将是被取消或被替代的。
2008-1-23，北京
（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刘晓波】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
现代政治学的源头之一是卢梭。卢梭从“人性善”出发，把人类不平等和一切邪恶的起源归结为私有制及文艺科学等文明成果，他提倡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他在《爱弥儿》的开篇就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引。”“上帝创造万物，都使之为善;而人滥于施为，便成为丑恶的了。”
这种浪漫主义，只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具有政治价值。由此出发，卢梭式民主来自“公意至上”，带有绝对民主的民粹主义色彩，是个大而化之的伪命题，看似正确而实则荒谬。因为，仅仅从在技术上讲，这种公意很难界定，绝对民主更无可能。
自由民主社会是众说纷纭的社会，从来没有统一的“公意”，至多只有“多数的意志”、“少数的意志”和“相互冲突的意志”。多数意志也大都是集合在某一重大社会问题下的共识，而非集合在所有社会问题下的共识。比如，四十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多数意志集合在抗日的民族主义旗帜下，但在解决国内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并未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再如，现代民主国家每次大选选出的总统，代表的也仅仅是多数民意而非全民意志。而且，其支持者之所以投票给他，也不是因为认同他的全部政见，而仅仅是认同他政见中某一部分。
所以，卢梭的“契约论”最终也就只能走向贤人政治。卢梭论证说，缔结契约就是每个人把个人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既然每个人都向全体奉献，也就等于没有任何人向别人奉献，人人可以获得平等之权利。人们以交付出天赋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来换取共同契约中的平等和自由。在这个契约中，全体公民为主权者，国家代表着主权者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而国家本身无法行使主权，主权的行使必须少数统治者来承担，所以，国家就要由道德贤者来统治，于是，主权在民的公意落实为国家管理权就变成了圣贤的统治权。卢梭式民主走到最后，就变成了典型的“贤者救世论”，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个人独裁。事实上，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保证，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成为“贤者”。相反，有了制衡统治权的制度保证，任何人执政者——无论是贤哲还是不肖者——也不能为所欲为。
从防止公权力不被滥用的角度讲，宪政体制的关键在于：宁要一个可以也不要关进笼子的魔鬼，也不要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天使。
绝对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更有甚者，民粹主义不光是同情，还特别煽情地在道德上无限制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赋予了大众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最优越的道德感，最后发展为“大众崇拜”：大众不仅是主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换言之，民粹主义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清教徒主义、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蔑视和仇恨任何有产者，无论是物质财产还是精神财富的拥有者。民粹主义从仇恨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出发，进而把仇恨推广到知识文化领域。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也是有产者，拥有并垄断了精神财富，所以，要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者统统要踩在脚下。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传统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经典表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都有浓重民粹主义的成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最先进、因而最革命的理论，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都是在道德上拔高无产者的民粹主义。但与马、列相比，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可谓登峰造极。
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外国学者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包装起来的民粹主义者。蒋介石败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不善于利用传统的民粹主义资源，更不善于煽动底层的民粹主义情绪。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层民众的造反式革命，称赞流氓无产者的“痞子运动好得很！”他说：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老农的手和脚最肮脏，但灵魂最干净。他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进行革命的动员模式是“走群众路线”，他收买追随者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将传统的民粹主义发展为极端的仇富情绪和反智主义。毛泽东不仅要打到地主和资本家，也要消灭个体性的小商小贩，甚至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连农民的那点可怜的“自留地”和自养家禽也要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同样，毛泽东对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的整肃，也贯穿于他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整个政治生涯。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成了指导文艺创作的“圣经”，“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反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他要求文学艺术的通俗化和知识精英的平民化农民化无产阶级化，他要把知识人改造成革命者，把文艺和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笔做刀枪”地投入暴力革命，进而把知识人变成依附在政治权力之皮上的毛。1949年掌权以后，他更是发动了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胡风，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式反智反精英反文化运动一步步走向登峰造极。他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接受大众的改造；他把知识分子打入劳改农场和监狱，剥夺其人身自由；他强迫知识分子在群众大批判中低头认罪，让知识人尊严扫地。毛泽东玩弄知识精英和人性改造的个人欲望满足了，带给中国的却是精神荒漠化和一片文化废墟。
凡是现代独裁政权，大都靠民粹主义起家。一般而言，独裁国家的社会分层大都缺少中间阶层，而只有特权化的上层和奴性化的底层，当社会陷入危机或处于转型阶段，奴性化的底层往往变成民粹化的底层。所以，独裁国家处在稳定期，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一旦进入统治危机时期，最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最容易被野心勃勃的造反者所利用。
民粹主义在今日中国已经再次出现复活的苗头，“朗旋风”之所以尽吹，与新老左派近年来煽动民粹主义高度相关，从非理性仇富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到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赎买大众，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毛泽东亡灵不死的社会心理基础。然而，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又具有犬儒化的特点——柿子专捡软的捏，仇富情绪只反民营富豪和主流经济学家，民族主义只反美、日、台，二者恰恰放过了今日中国所有弊端的主要根源——独裁体制及其现政权。
2008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2日 转载)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21045.shtml
这种浪漫主义，只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具有政治价值。由此出发，卢梭式民主来自“公意至上”，带有绝对民主的民粹主义色彩，是个大而化之的伪命题，看似正确而实则荒谬。因为，仅仅从在技术上讲，这种公意很难界定，绝对民主更无可能。
自由民主社会是众说纷纭的社会，从来没有统一的“公意”，至多只有“多数的意志”、“少数的意志”和“相互冲突的意志”。多数意志也大都是集合在某一重大社会问题下的共识，而非集合在所有社会问题下的共识。比如，四十年代的中国，中国的多数意志集合在抗日的民族主义旗帜下，但在解决国内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并未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再如，现代民主国家每次大选选出的总统，代表的也仅仅是多数民意而非全民意志。而且，其支持者之所以投票给他，也不是因为认同他的全部政见，而仅仅是认同他政见中某一部分。
所以，卢梭的“契约论”最终也就只能走向贤人政治。卢梭论证说，缔结契约就是每个人把个人的一切权利转让给全体。既然每个人都向全体奉献，也就等于没有任何人向别人奉献，人人可以获得平等之权利。人们以交付出天赋的“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来换取共同契约中的平等和自由。在这个契约中，全体公民为主权者，国家代表着主权者的最高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而国家本身无法行使主权，主权的行使必须少数统治者来承担，所以，国家就要由道德贤者来统治，于是，主权在民的公意落实为国家管理权就变成了圣贤的统治权。卢梭式民主走到最后，就变成了典型的“贤者救世论”，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个人独裁。事实上，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保证，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成为“贤者”。相反，有了制衡统治权的制度保证，任何人执政者——无论是贤哲还是不肖者——也不能为所欲为。
从防止公权力不被滥用的角度讲，宪政体制的关键在于：宁要一个可以也不要关进笼子的魔鬼，也不要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天使。
绝对民主在根基上是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上看，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仇恨情结，他们厌恶贵族、权势者、有产者和知识分子等精英，而同情平民、无产者、甚至流氓地痞，也就是无产业无知识的大众。更有甚者，民粹主义不光是同情，还特别煽情地在道德上无限制贬低精英而无限制地抬高大众，赋予了大众以无穷的创造力和最优越的道德感，最后发展为“大众崇拜”：大众不仅是主人，而且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换言之，民粹主义的正面是“人民崇拜”，反面是打到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以，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清教徒主义、反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蔑视和仇恨任何有产者，无论是物质财产还是精神财富的拥有者。民粹主义从仇恨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出发，进而把仇恨推广到知识文化领域。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也是有产者，拥有并垄断了精神财富，所以，要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拥有者统统要踩在脚下。在这方面，中国古代传统就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经典表述。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都有浓重民粹主义的成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最先进、因而最革命的理论，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都是在道德上拔高无产者的民粹主义。但与马、列相比，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可谓登峰造极。
许多研究毛泽东的外国学者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包装起来的民粹主义者。蒋介石败于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不善于利用传统的民粹主义资源，更不善于煽动底层的民粹主义情绪。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毫不含糊地肯定下层民众的造反式革命，称赞流氓无产者的“痞子运动好得很！”他说：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老农的手和脚最肮脏，但灵魂最干净。他高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进行革命的动员模式是“走群众路线”，他收买追随者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将传统的民粹主义发展为极端的仇富情绪和反智主义。毛泽东不仅要打到地主和资本家，也要消灭个体性的小商小贩，甚至在人民公社运动中，连农民的那点可怜的“自留地”和自养家禽也要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同样，毛泽东对知识和文化的拥有者的整肃，也贯穿于他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整个政治生涯。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发动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变成了指导文艺创作的“圣经”，“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反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他要求文学艺术的通俗化和知识精英的平民化农民化无产阶级化，他要把知识人改造成革命者，把文艺和学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笔做刀枪”地投入暴力革命，进而把知识人变成依附在政治权力之皮上的毛。1949年掌权以后，他更是发动了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胡风，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式反智反精英反文化运动一步步走向登峰造极。他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接受大众的改造；他把知识分子打入劳改农场和监狱，剥夺其人身自由；他强迫知识分子在群众大批判中低头认罪，让知识人尊严扫地。毛泽东玩弄知识精英和人性改造的个人欲望满足了，带给中国的却是精神荒漠化和一片文化废墟。
凡是现代独裁政权，大都靠民粹主义起家。一般而言，独裁国家的社会分层大都缺少中间阶层，而只有特权化的上层和奴性化的底层，当社会陷入危机或处于转型阶段，奴性化的底层往往变成民粹化的底层。所以，独裁国家处在稳定期，奉行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一旦进入统治危机时期，最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最容易被野心勃勃的造反者所利用。
民粹主义在今日中国已经再次出现复活的苗头，“朗旋风”之所以尽吹，与新老左派近年来煽动民粹主义高度相关，从非理性仇富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到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赎买大众，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毛泽东亡灵不死的社会心理基础。然而，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又具有犬儒化的特点——柿子专捡软的捏，仇富情绪只反民营富豪和主流经济学家，民族主义只反美、日、台，二者恰恰放过了今日中国所有弊端的主要根源——独裁体制及其现政权。
2008年2月2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2月02日 转载)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210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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