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采访反映河北村民输血染爱之病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采访反映河北村民输血染爱之病

● 李气虹(早报网 广州特派员)
李气虹（摄）

　　反映安徽省阜阳爱之病孤儿生活的记录片《颖州的孩子》，上月获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显示中国爱之病问题受到世人关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也用自己的摄像机，采访了河北省邢台因医院输血而集体感染爱之病的村民，反映他们通过司法途径向医院追讨公道的经过，记录了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成长及所遭遇的障碍。

　　2005年12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的陪同下，艾晓明动身前往邢台地区了解情况，之后又去了六次。王克勤之前曾三次前往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及武安市等地采访，报道了成千上万村民因在医院输血而感染爱之病的“人祸”。

　　邢台地区经济落后；据河北省卫生厅资料显示，1989年该省发现第一位爱之病感染者就来自邢台市；1995年又发现因输血感染情况，感染者和病人高度集中，占该省感染者总数的80%，感染时间也相近。到1995年前后，感染者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甚至出现集体死亡现象。

　　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村民刘显红（33岁），就是其中一位感染者。1995年，她因为生女儿而在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输了一次血，不幸感染了爱之病病毒。2005年，她和儿子朱孟昌被验出感染了病毒，丈夫和女儿则未受感染。刘显红和丈夫一度到医院讨说法，但被医院人员和保安打伤。

　　另一位住在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的越战退伍军人张记录，1997年妻子因分娩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血800毫升而感染病毒，2003年病发死亡，年仅34岁；祸不单行，他们的女儿甜甜（化名）也因母婴传播而感染爱之病病毒。

　　刘显红和张记录来自沙河市两个普通家庭，爱之病不单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还倍受社会歧视。在邢台血站宣传保卫科工作人员李黔冀和一群律师帮助下，刘、张和几位感染者家属成立了关爱小组，到北京上访和向社会公众诉说受害情况，并将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

　　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熄是邢台市市长，而显德汪医院附属于邢台市矿业集团。刘显红和张记录等人的法律维权道路，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和崎岖。艾晓明进村拍摄，很快被受害村民视为社会援助力量。

　　艾晓明说：“农民除了信仰法律，可说一无所有。要人没人（不是父母双亡，就是丧夫丧妻的，或失去经济支柱，一个母亲养四个孩子），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要钱没钱（他们无法打工），他们是弱势群体。”

2003年初，中国卫生部确认沙河市为全国首批51个爱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并指示河北省卫生厅介入调查。到该年11月，邢台市已发现63人感染爱之病病毒，疫情扩及八个县市区，单在2003年已知的感染者就有20人。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压力下，沙河市政府终于同意一次过补偿每位受害感染者两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000新元），以及每月提供500元的医疗救济费。
　　但邢台市政府在去年10月、12月1日国际爱之病日及今年3月8日妇女节，三度到广州要求艾晓明不要公开放映所拍摄的纪录片，“以免影响邢台招商引资”，还表示纪录片的内容会“影响政府帮助村民的热情”。

　　艾晓明认为，政府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职责，不是靠热情。不能以一种长官意志，把司法变成政府的工具。她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法院的取证程序并不保护农民，法院往往以证据不全为由而判农民败诉。“如果政府听之任之，农民打不赢官司，因为医院拒绝出示病历，农民就拿不到证据。”

　　艾晓明透露，关爱小组一度被地方政府定为“非法组织”，而受到监视。“他们的传统思维是只要针对政府，批评也好，监督也罢，就是颠覆、威胁，对待威胁，就是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政府这样的思路是很有问题的，它的角色是错位的。老把老百姓的声音翻译成对抗，这是跟今天的公民社会对立的。”

　　当本报记者要求拍照时，艾晓明拿起一份报纸，封面标题就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要让人民快乐，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批评政府”。艾晓明说：“我们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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