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6日 来稿)
我们知道古代奴隶制的丑陋，知道殖民者贩卖黑奴的冷血，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压榨童工的贪婪，然而，在奴隶制、贩奴、童工早已成为千夫所指的二十一世纪，在自豪地炫耀大国崛起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天天宣讲“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胡温亲民秀中，中国的山西却出现了大规模“黑窑童奴”，震惊海外。 (博讯 boxun.com)
《南方周末》记者笑蜀震惊于山西奴工事件，写下《山西奴工事件本质上是一场叛乱》，开篇就是：“山西奴工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令人瞠目，令人气结！自认为自己的想象力并不差，尤其对黑暗的想象力并不差，对丑恶的想象力并不差，但黑暗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丑恶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仍然是自己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是的，人的行善，大都不会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而人的作恶，每每让人类的想象力不及。特别是生活在野蛮制度下的人，他们的为恶经常会让人惊叹：难以想象！
而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盲最多、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国家，超出想象力的罪恶太多了，以至于，中国人已经没有想象力了，也不会再惊叹了！
中国的污染最重、枪毙人最多、大型矿难最多、强行堕胎最严重，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了；
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假冒劣质品最多、食品最不安全，已经见怪不怪了；
中国的农民最多而农民却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熟视无睹了；
中国的官僚人数最多、官员权力最大、官场最腐败，已经几千年一贯制了。
现在，中国人惊叹的是，中国已经崛起了，以人为本了，走向和谐了，步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了，也将举办世界上最成功的2008年北京奥运了。
再看山西“童奴”之罪。
“童奴”的来源是非法贩卖、拐骗和绑架，有的“童奴”就是地方劳动监察部门卖给砖场的。
被劫掠的“童奴”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年龄只有八岁。他们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彻底失去了自由。
“童奴”们被强迫卖苦力的黑窑，大都依山而建，三面土山，一面出口，出口处都有多条狼狗把守，监工和包工头也住在出口处，以防逃跑。大门一锁，监工居高临下、一目了然。
“童奴”被强制作工的时间是每天19个小时（早5点－午夜12点），一日三餐都是冷馍、凉拌包心菜或萝卜，三个月吃不到肉；睡在工棚的地上，多月不洗头、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虱子遍身。
为了防止“童奴”黑夜逃跑，入夜后监工就锁住工棚大门。整整一夜，“童奴”夜间的吃喝拉撒，全在黑暗的工棚里，腥臊味冲天。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伤痕累累，有人还穿着沾满尘灰、破烂不堪的校服。
拐骗时许诺每月800元工资，但直到这些“童奴”被解救时，他们没有拿到分文。获救的姓朱童奴获救时，砖场补发了三百元的微薄工资，却遭官员没收。
“童奴”稍有怠慢，就会或皮鞭或棍棒或砖头加身，许多人被暴打致傻或致残，甚至有多名“童奴”被殴打致死。2007年春节前后，窑厂两位工人被监工殴打致死。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暗访时，甚至从当时埋尸的工人口中听说，在埋掉他们时，两个人似乎还有呼吸。
这样的人间地狱，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历时数年。难道当地政府毫不知情？
这样的“童奴”，不是几人，而是上千人。那么多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告示，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数年的时间里，地方官员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渎职罪，为什么中央政府毫不知情和毫无作为？
如果不是失踪孩子的父母们执着寻找，恐怕这罪恶至今仍然不为人知。
别跟我说是黑窑主贪婪得灭绝了人性，没有公权力的默许和配合，决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当代“童奴”。
也别跟我说是地方政府的隐瞒，如果不是中央政府全力维护的谎言制度和信息垄断，那么，在信息传递如此便捷的互联网时代，那么长时间的大规模犯罪怎么可能不为人知？没有不把人当人的制度及其政府，就不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违法犯罪行为。
一个至今没有学会敬重生命和维护人权的独裁政权，一个至今还把维持垄断权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寡头集团，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国人生命。君不见，震惊海内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后，大陆媒体的新闻头条仍然是中共寡头们，也仍然是弘扬主旋律的正面报道。
所以，特别是不要跟我说，这桩骇人听闻的罪恶曝光后，胡锦涛、温家宝等高官震惊了，迅速作出严厉指示了，营救“童奴”的行动全面展开了。如果胡温真的被惊动了，那也决不是基于对罪恶本身的震惊，而是基于抹黑了胡温形象的震怒。
毛泽东不会为土改杀人、三反五反杀人、反右杀人、大跃进饿死几千人而震惊，否则的话，他不会制造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邓小平不会为毛泽东的罪恶震惊，否则的话，他决不会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
江泽民不会为邓小平的大屠杀震惊，否则的话，他决不会制造镇压法轮功的人权灾难。
胡锦涛不会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恶震惊，否则的话，他决不会至今还膜拜毛、邓的亡灵，还把江的三个代表挂在嘴边。
独裁权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着乌纱帽的大小官员，不可能是温暖的。
故而，千万别跟我说“黑窑奴童”惊动了胡温！
2007年6月15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6月15日）
Thursday, June 21, 2007
刘晓波：就“黑窑童奴”向胡温中央问责
(博讯 boxun.com)
作者：刘晓波 文章来源：观察 更新时间：6/21/2007
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他在信中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 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2007年6月21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6月21日）
作者：刘晓波 文章来源：观察 更新时间：6/21/2007
自从胡温上台以来，屡屡发生本该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灾难演化为震惊海内外的重大公共危机。比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机，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药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之所以如此，大都源于独裁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隐瞒或不作为。如果没有良知者通过难以完全封杀的互联网对危机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温中央不得不作出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在此意义上，互联网真是上帝送给中国民众进行自我维权的最好礼物。
具体到此次黑窑童奴案。尽管，黑窑童奴案曝光后，15日胡温作出批示。20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山西黑窑事件调查处理初步情况的汇报，山西省省长做了检查。然而，胡温中央决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错误来推卸责任，难道那些地方大员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吗？是，中央政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欲根治“黑窑童奴”，必先根治官员的冷酷；欲治官场，必先改革从来没有尊重生命和人权的独裁制度。
胡温中央更不能以“地方隐瞒”或“不知情”来卸责。因为，仅从知情不为的做派上看，胡温中央仍然脱不了干系。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郑州市民羊爱枝未满16岁的孩子王新磊失踪。为了寻找儿子，羊爱枝去派出所报案，没有结果；她走了上百个网吧，张贴数千张寻人启事，还是毫无结果。
3月底，羊爱枝与河南孟县的另一位丢失孩子的家长一起去山西寻找孩子。在运城、晋城、临汾，母亲甚至长跪在砖窑厂门前，询问孩子的下落。她跑了100多家窑厂，没有找到孩子，却发现了惊人的黑窑秘密。4月初，羊爱枝等六位孩子失踪的家长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寻子，没结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与六位家长们一道赶往山西，他用摄像机偷偷记录下黑窑惨状，并以“罄竹难书，惨绝人寰”为题进行了电视报道，闻讯前往电视台求救的家长居然超过1000人。与此同时，上百位家长前往山西寻找孩子。
6月5日，河南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在帖子中，400位河南籍父亲叙述了骇人听闻的事实：他们的孩子被人贩子或诱骗或绑架，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
6月11日，羊爱枝给总理温家宝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发出一位母亲的泣血呼喊：“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
与此同时，媒体开始大规模聚焦“黑窑童奴”事件。
6月15日，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高官才作出批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才赶到山西，对黑窑案的查处进行督促、调查。劳动保障部也派员前往山西调查黑窑非法用工情况。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和省长于幼军才发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打击黑窑主，解救拐骗民工”专项行动。
从3月8日到6月15日，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父母们的自发寻找，河南电视台的曝光，400位父亲的网上求助，居然没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有甚者，胡温中央的知情不为的时间，不是三个月而是将近一年。据《潇湘晨报》6月19日《人大代表与山西黑砖窑较量9年 曾上书总理》的报道指出，早在1998年，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已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当陈建教先生经过长期的孤军奋战而感到无能为力时，他想到了求助于胡温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写信给温家宝总理，为了从总体上解决黑窑奴工问题，建议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他在信中直言：“这些‘黑砖厂’难道当地政府、公安、劳动部门不知道吗？我想他们应该都清楚，就西姬砖厂而言，就曾出现好几起通过当地公安部门、劳动部门解救民工事件，如此虐待民工的‘黑砖厂’无人过问，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说不清道不明吧！”
如果中央政府对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迅速作出反应，违法犯罪的黑窑奴工就能够提前得到治理，即便无法完全根治，起码能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让童奴少受近一年的虐待，使被拐骗、被绑架的孩子减少，官黑勾结的犯罪也能得到一定遏止。然而，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温家宝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任何回音。
胡温中央如此对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书，在引发海内外震惊的黑窑奴工案曝光后，胡温中央难道不应该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认错吗？中央政府对省级人大代表的态度尚且如此轻慢，他们如何对待毫无权势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温上台以来，最爱表演的就是“亲民秀”， 废除收容遣送、改变应对SARS的决策，人权写进宪法、免农业税，走乡串户，替民工讨薪、为农民卖桃、下矿井中过三十、穿旧旅游鞋、多次为民间疾苦流泪……通过垄断媒体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胡温多少还积累点亲民的形象。然而，亲民是脸上的和电视镜头前的，而冷酷是骨子里的、黑箱决策中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现行寡头独裁集团的首脑，他们一定要把维护独裁权力和特权结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他们也一定要把突出政绩、展示伟光正形象作为媒体的首要任务，而不可能让媒体变成专门挑刺的无冕之王；此次“黑窑奴童”罪恶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温的问责诺言和亲民神话。
2007年6月21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7年6月21日）
Reports of Forced Labor Unsettle China
June 16, 2007
By HOWARD W. FRENCH
SHANGHAI, June 15 — Su Jinduo and Su Jinpeng, brother and sister, were traveling home by bus from a vacation visit to Qingdao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when they disappeared.
Cheated out of their money when they sought to buy a ticket for the final leg of the journey home, their father, Su Jianjun, said in an interview, they were taken in by a woman who provided them with warm shelter and a meal on a cold winter night. She also offered them a chance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pay their fare by helping her sell fruit.
The next thing they knew, however, they were being loaded onto a minibus with several other children and taken to a factory in the next province, where they were pressed into service making bricks. Several days later, the boy, 16, escaped along with another boy and managed to reach home. A few days later, Mr. Su was able to rescue his daughter, 18.
This story and many others like it have swept China in recent days in an unfolding labor scandal in central China that involves the kidnapping of hundreds of children, most in their teens but some as young as 8.
The children, and many adults, reportedly, have been forced to work under brutal conditions — scantily clothed, unpaid and often fed little more than water and steamed buns — in the brick kilns of Shanxi Province.
As the stories spread across China this week, played prominently in newspaper headlines and on the Internet, a manhunt was announced midweek for Heng Tinghan, the foreman of one of the kilns, where 31 enslaved workers were recently rescued.
Mr. Su said his children were brought to the factory around midnight of the day they vanished. Once there, they were told they would have to make bricks. “You will start working in the morning, so get some sleep, and don’t lose your bowls, or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them,” he said the children were told. “They also charged them 50 renminbi for a blanket.” That is equivalent to about $6.50.
Mr. Su managed to recover his children after only a matter of days at the kiln, but many other parents have been less fortunate, losing contact with children for months or years. As stories of forced labor at the brick kilns have spread, hundreds of parents have petitioned local authorities to help them find their children and crack down on the kilns.
In some cases, according to Chinese news media reports, parents have also come together to try to rescue their children, placing little stock in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o are sometimes in collusion with the operators of the kilns. Other reports have said that local authorities, including labor inspectors, have taken children from freshly closed kilns and resold them to other factories.
The director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the Shanxi Province Worker’s Union said it was hard to monitor the kilns because of their location in isolated areas.
“Those factories are located in very remote places and most them are illegal entities, without any legal registration, so it is very hard for people outside to know what is going on there,” said the union official, Zhang Xiaosuo. “We are now doing a province-wide investigation into them, both the legal and illegal ones, to look into labor issues there.”
Liu Cheng, a professor of labor law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ad a different explanation. “My first reaction is that this seems like a typical example of a government-business alliance,” Mr. Liu said. “Forced labor and child labor in China are illegal, but some local governments don’t care too much.”
Zhang Xiaoying, 37, whose 15-year-old son disappeared in January, said she had visited over 100 brick factories during a handful of visits to Shanxi Province in search of him.
“You just could not believe what you saw,” Ms. Zhang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on Thursday. “Some of the kids working at these places were at most 14 or 15 years old.”
The local police, she said, were unwilling to help. Outside one factory, she said, they even demanded bribes.
“We finally got into that place, and I saw people hauling carts of bricks with great difficulty,” Ms. Zhang said. “Some of them were very small, and the ropes they pulled left tracks of blood on their shoulders and backs. Others were making bricks, standing by the machines.
“They had to move the bricks from the belt very quickly, because they were hot and heavy and they could easily get burned or hurt by the machines.”
By Friday, with the help of Mr. Su, Ms. Zhang finally located her son at a kiln near the one to which Mr. Su’s children had been taken.
Another father, Cai Tianliang, said he had set out to Shanxi Province in May from his native Henan Province in search of his missing 19-year-old son after a local television broadcast had shown a team of television reporters and Henan parents searching the Shanxi kilns for kidnapped children.
“I thought there was a great possibility that my son was also kidnapped, so I went there twice,” Mr. Cai said. “The usual thing is for an owner to have more than one factory, and to shift people without identification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On his first trip, which he took with a group of parents, Mr. Cai said he found few clues. On a second visit to the area, he said, he was refused police permits to enter any of the brick factories but persisted anyway.
“We located a place called the Zhenjie Brick Factory in a town called Chengbei, and at first they would not allow us in,” he said, “but we kept negotiating. Finally, they let a few of us in, and they found my son inside.”
Like many other parents, Mr. Cai said he was dumbfounded by the boy’s condition when they were reunited.
“My son was totally dumb, not even knowing how to cry, or to scream or to call out ‘Father,’ ” he said. “I burst into tears and held him in my arms, but he had no reaction. He was in rags and had wounds all over his body. Within three months he had lost over 10 kilos,” about 22 pounds.
Mr. Cai said he tried to rescue a 16-year-old boy he found there, but was refused by the factory boss. “He said I could only take my own,” Mr. Cai said, “and must leave other people behind at the kiln.”
http://www.nytimes.com/2007/06/16/world/asia/16china.html?pagewanted=print
Fast-Growing China Says Little of Child Slavery’s Role
June 21, 2007
Memo From Shanghai
Fast-Growing China Says Little of Child Slavery’s Role
By HOWARD W. FRENCH
SHANGHAI, June 20 — There is a certain ritualistic aspect to stories in China like the one this past week about the hundreds of people, many of them teenagers or even younger, who were forced to work under slavelike conditions in the brick kilns of Shanxi Province. First, Chinese readers are horrified by a picture of their country that many say they hardly recognize, then a villain is rounded up, and finally, after a torrent of unusually blunt and emotionally charged news reports and editorials, the matter drops from view, ensuring that the larger issue goes unresolved.
The villain in the case was Heng Tinghan, the manager of the brick works, who was arrested Saturday and promptly cemented his bad-guy image by protesting that it was a “fairly small thing” to beat and abuse underage workers, and to deprive them of pay. With his arrest, and the urging of the Central Offic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tory then died away. But Chinese newspapers are constantly peppered with accounts of the death and injury of child laborers, and of disputes that arise because of unusually low wages, or the withholding of pay, with no region of the country exempted.
Just within a week or so of the brick kiln story, there were several reports of labor abuses against children. A 14-year-old boy was killed in an explosion while filling a tank with napthalene at a chemical factory near Nanjing. A 15-year-old boy was dragged into a cotton gin and crushed to death in Nanchang after working a succession of 20-hour days. And 70 girls from rural Henan Province were brought by their teacher to work at a grape processing plant in Ningbo, where their hands bled from working 16-hour shifts.
From the densely packed factory zon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 the street markets, kitchens and brothels of major cities, to the primitive factories of China’s relatively poor western provinces, child labor is a daily fact of life, experts here say, and one that the government, preoccupied with economic growth, has traditionally turned a blind eye to.
“In order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people will go to any ends to earn money,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leaving behind morality, humanity and even a little bit of compassion, let alone the law or regulations, which are poorly implemented,” said Hu Jindou,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Beijing.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economy now, just like everything was about politics in the Mao era, and forced labor or child labor is far from an isolated phenomenon. It is rooted deeply in today’s reality, a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socialism, feudalism and slavery.”
Under President Hu Jintao,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the creation of what it calls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government’s main watchword. As part of that effort, in fact, a major revision of laws govern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took effect just this month, prompting the country’s vice premier, Wu Yi, to call their adoption “a festive present for the mainland’s 300 million children.”
Chinese labor market experts say, however, that the country remains far from achieving even the spirit of the new law, which mandates that adequate time be set aside for sleep,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In fact, many say, an overwhelming emphasis on economic growth directly contradicts it.
This was underscored by another story that emerged the same week the kiln factory abuses were revealed. Students from the Dayin Middle School in Sichuan Province, in China’s interior, complained in newspaper reports about a work-study program in which they were shipped to an electronics assembly plant hundreds of miles away, in the industrial boomtown of Dongguan, which is near the coast.
The students told about having to work 14-hour days, with mandatory overtime, and having their wages withheld. In some instances, they said, those who wished to quit the program had no way of telephoning their families or paying for transportation home.
“My daughter promised to call every week, but she’s been gone for three weeks and has only called once,” said Zhang Ronghua, the mother of a 15-year-old Sichuan student. “She said that she wants to come home, that she’s worked from 8 a.m. to 11 p.m. and that she’s constantly busy and tired.”
Yuan Guangyao, the deputy manager of the factory, defended his company’s arrangement with the school. “This internship is a 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mpany and the school, or rather with the county,” he said. “I’ve been to that county myself, and I found the local people were very poor, so this initiative of having students work here is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of us.”
But many of the parents see a different picture, suspecting that the factory and the school are profiting at their children’s expense.
Liu Kaiming, a longtime researcher on labor condi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Dongguan is, said the employment of students who were paid low wages and forced to work overtime was commonplace. “In Dongguan, you can even see children of 12 and 15 working in toy factories,” he said. “These kids are basically from adjacent,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and they are brought by their teachers. There are laws forbidding child labor, but for work-study program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ules, and no limitations on age, working hours or job description.”
Other experts said local officials were reluctant to take any steps that would impede economic growth. Traditionally, high growth rates and social stability have been the main criteria for promo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in relatively poor regions providing employment, even for youths, is seen as contributing to these goals.
Indeed, in the Shanxi brick kiln case, the owner of the factory that was the focus of most of the media attention was a local Communist Party leader.
Local officials also take advantage of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s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local officials said they had no say over working conditions negotiated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factory.
Officials at the provincial labor bureau in Guangdong Province said that labor arrangements made by a school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he ministry did not respond to telephone calls or faxed questions on the matter.
“Each department or ministry only cares about itself,” said Jin Yingjie, a labor law expert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f the law concerns its own interest, it will make an effort to apply it. But when an issue involves the intersection of more than one department, they tend to shirk responsibility.”
http://www.nytimes.com/2007/06/21/world/asia/21china.html?ei=5087%0A&em=&en=2b3c410c0be879bb&ex=1182657600&pagewanted=print
Memo From Shanghai
Fast-Growing China Says Little of Child Slavery’s Role
By HOWARD W. FRENCH
SHANGHAI, June 20 — There is a certain ritualistic aspect to stories in China like the one this past week about the hundreds of people, many of them teenagers or even younger, who were forced to work under slavelike conditions in the brick kilns of Shanxi Province. First, Chinese readers are horrified by a picture of their country that many say they hardly recognize, then a villain is rounded up, and finally, after a torrent of unusually blunt and emotionally charged news reports and editorials, the matter drops from view, ensuring that the larger issue goes unresolved.
The villain in the case was Heng Tinghan, the manager of the brick works, who was arrested Saturday and promptly cemented his bad-guy image by protesting that it was a “fairly small thing” to beat and abuse underage workers, and to deprive them of pay. With his arrest, and the urging of the Central Office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story then died away. But Chinese newspapers are constantly peppered with accounts of the death and injury of child laborers, and of disputes that arise because of unusually low wages, or the withholding of pay, with no region of the country exempted.
Just within a week or so of the brick kiln story, there were several reports of labor abuses against children. A 14-year-old boy was killed in an explosion while filling a tank with napthalene at a chemical factory near Nanjing. A 15-year-old boy was dragged into a cotton gin and crushed to death in Nanchang after working a succession of 20-hour days. And 70 girls from rural Henan Province were brought by their teacher to work at a grape processing plant in Ningbo, where their hands bled from working 16-hour shifts.
From the densely packed factory zon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 the street markets, kitchens and brothels of major cities, to the primitive factories of China’s relatively poor western provinces, child labor is a daily fact of life, experts here say, and one that the government, preoccupied with economic growth, has traditionally turned a blind eye to.
“In order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people will go to any ends to earn money,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leaving behind morality, humanity and even a little bit of compassion, let alone the law or regulations, which are poorly implemented,” said Hu Jindou, a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Beijing.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economy now, just like everything was about politics in the Mao era, and forced labor or child labor is far from an isolated phenomenon. It is rooted deeply in today’s reality, a combination of capitalism, socialism, feudalism and slavery.”
Under President Hu Jintao,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the creation of what it calls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government’s main watchword. As part of that effort, in fact, a major revision of laws govern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took effect just this month, prompting the country’s vice premier, Wu Yi, to call their adoption “a festive present for the mainland’s 300 million children.”
Chinese labor market experts say, however, that the country remains far from achieving even the spirit of the new law, which mandates that adequate time be set aside for sleep,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In fact, many say, an overwhelming emphasis on economic growth directly contradicts it.
This was underscored by another story that emerged the same week the kiln factory abuses were revealed. Students from the Dayin Middle School in Sichuan Province, in China’s interior, complained in newspaper reports about a work-study program in which they were shipped to an electronics assembly plant hundreds of miles away, in the industrial boomtown of Dongguan, which is near the coast.
The students told about having to work 14-hour days, with mandatory overtime, and having their wages withheld. In some instances, they said, those who wished to quit the program had no way of telephoning their families or paying for transportation home.
“My daughter promised to call every week, but she’s been gone for three weeks and has only called once,” said Zhang Ronghua, the mother of a 15-year-old Sichuan student. “She said that she wants to come home, that she’s worked from 8 a.m. to 11 p.m. and that she’s constantly busy and tired.”
Yuan Guangyao, the deputy manager of the factory, defended his company’s arrangement with the school. “This internship is a for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company and the school, or rather with the county,” he said. “I’ve been to that county myself, and I found the local people were very poor, so this initiative of having students work here is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of us.”
But many of the parents see a different picture, suspecting that the factory and the school are profiting at their children’s expense.
Liu Kaiming, a longtime researcher on labor condi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Dongguan is, said the employment of students who were paid low wages and forced to work overtime was commonplace. “In Dongguan, you can even see children of 12 and 15 working in toy factories,” he said. “These kids are basically from adjacent, underdeveloped provinces and they are brought by their teachers. There are laws forbidding child labor, but for work-study program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ules, and no limitations on age, working hours or job description.”
Other experts said local officials were reluctant to take any steps that would impede economic growth. Traditionally, high growth rates and social stability have been the main criteria for promo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in relatively poor regions providing employment, even for youths, is seen as contributing to these goals.
Indeed, in the Shanxi brick kiln case, the owner of the factory that was the focus of most of the media attention was a local Communist Party leader.
Local officials also take advantage of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s to evade responsibility.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local officials said they had no say over working conditions negotiated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factory.
Officials at the provincial labor bureau in Guangdong Province said that labor arrangements made by a school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he ministry did not respond to telephone calls or faxed questions on the matter.
“Each department or ministry only cares about itself,” said Jin Yingjie, a labor law expert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f the law concerns its own interest, it will make an effort to apply it. But when an issue involves the intersection of more than one department, they tend to shirk responsibility.”
http://www.nytimes.com/2007/06/21/world/asia/21china.html?ei=5087%0A&em=&en=2b3c410c0be879bb&ex=1182657600&pagewanted=print
Tuesday, June 5, 2007
Hong Kong’s Tiananmen Vigil Draws Crowd After Official’s Denial
June 5, 2007
Hong Kong’s Tiananmen Vigil Draws Crowd After Official’s Denial
By KEITH BRADSHER
HONG KONG, June 4 — A candlelight vigil here on Monday evening to observ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drew an unusually large crowd, apparently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assertion by the leader of Hong Kong’s pro-China party that no massacre took place.
By contrast, Tiananmen Square itself remained quiet, if under tight security, on a sunny day, with the usual tour groups and pedestrians milling about. Several well-known dissidents had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or close watch, though some described the harassment as more passive than in years past.
Some dissidents communicated through Web sites esta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anniversary.
Hu Jia, a leading Chinese advocate on issues like AIDS, said that he and others had been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but that the authorities had shown a few small signs of leniency. He said Ding Zilin, a leader of a group known as the Tiananmen Mothers, was allowed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her son by visiting one of the sites where soldiers fired up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Tiananmen Square killings are once more a subject of active discussion after remarks on May 15 by Ma Lik, the chairman of the pro-Beijing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Mr. Ma told local reporters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lacked patriotic devotion to China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massacred people at Tiananmen Square.
Mr. Ma contended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too willing to believe versions of events in 1989 that were reported by Westerners. He went on to suggest that the city would not be ready to be granted full democracy by Beijing until 2022 as a result.
Mr. Ma described his remarks a day later as “rash and frivolous,” but maintained his position that no massacre had taken place. Mr. Ma did not answer calls to his cellphone last month or on Monday.
Public debate over Mr. Ma’s remarks appeared to help the turnout at the vigil on Monday evening. Organizers said 55,000 people were there; the police said 27,000. The organizers’ estimate last year was 44,000, while the police said 19,000.
Yip Wingki, a 32-year-old salesman, said that he had not attended any previous vigils but that he came to the vigil on Monday evening and brought his 7-year-old son because he was offended by Mr. Ma’s remarks. “He warped the truth totally,” he said as his son sleepily held a lighted candle in the sweltering heat.
Jim Yardley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Beijing.
Hong Kong’s Tiananmen Vigil Draws Crowd After Official’s Denial
By KEITH BRADSHER
HONG KONG, June 4 — A candlelight vigil here on Monday evening to observ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drew an unusually large crowd, apparently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assertion by the leader of Hong Kong’s pro-China party that no massacre took place.
By contrast, Tiananmen Square itself remained quiet, if under tight security, on a sunny day, with the usual tour groups and pedestrians milling about. Several well-known dissidents had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or close watch, though some described the harassment as more passive than in years past.
Some dissidents communicated through Web sites established to commemorate the anniversary.
Hu Jia, a leading Chinese advocate on issues like AIDS, said that he and others had been confined to their homes but that the authorities had shown a few small signs of leniency. He said Ding Zilin, a leader of a group known as the Tiananmen Mothers, was allowed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her son by visiting one of the sites where soldiers fired up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the Tiananmen Square killings are once more a subject of active discussion after remarks on May 15 by Ma Lik, the chairman of the pro-Beijing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Mr. Ma told local reporters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lacked patriotic devotion to China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d massacred people at Tiananmen Square.
Mr. Ma contended that Hong Kong residents were too willing to believe versions of events in 1989 that were reported by Westerners. He went on to suggest that the city would not be ready to be granted full democracy by Beijing until 2022 as a result.
Mr. Ma described his remarks a day later as “rash and frivolous,” but maintained his position that no massacre had taken place. Mr. Ma did not answer calls to his cellphone last month or on Monday.
Public debate over Mr. Ma’s remarks appeared to help the turnout at the vigil on Monday evening. Organizers said 55,000 people were there; the police said 27,000. The organizers’ estimate last year was 44,000, while the police said 19,000.
Yip Wingki, a 32-year-old salesman, said that he had not attended any previous vigils but that he came to the vigil on Monday evening and brought his 7-year-old son because he was offended by Mr. Ma’s remarks. “He warped the truth totally,” he said as his son sleepily held a lighted candle in the sweltering heat.
Jim Yardley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Beijing.
Sunday, June 3, 2007
胡佳：高智晟律师出狱之后再度被北京国保警方殴打
胡佳：高智晟律师出狱之后再度被北京国保警方殴打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6月02日23时50分 发布
2007年6月2日18点50分高智晟律师简要述说自己被殴打（录音）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204_1.shtml
2007年6月2日傍晚，突然接到高智晟律师的电话，他述说自己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殴打。打人者就是2006年11月24日中午曾经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恶警。而事情的起因是高智晟律师去质问对方是否殴打过自己的妻子耿和。这名残暴的国保总队警察去年针对妇女的暴行已经令人发指，而今天再度对被中共政法系统非法监控的维权律师大打出手，这些行径令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暴虐残忍昭然若揭。
高智晟律师信奉非暴力原则，作为丈夫他去质问曾经殴打过妻子的行凶者，这本合情合理。并且高律师有权利让对方为此而道歉，甚至有权利报警将对方绳之以法。而高律师自己根本没有料到对方如此蛮横无理，警方如此轻易就释放出其作为专制体制爪牙的暴力本性。这名身材魁梧的恶警劈头盖脸集中攻击高律师的头部，他的4名同伙在旁边围观。现场还有很多邻居和过路人成为目击证人。高律师被殴打得浑身发抖回到家里，这是他2006年12月22日回到家中之后第一次受到国保警方严重的暴力攻击。
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孙荻处长负责监控高律师和他妻女的，在高律师被捕期间，所有针对高律师妻子儿女的凌辱和暴力殴打都是由孙荻负责指挥实施的。高律师回家“服刑”之后，这一次的暴力袭击依然由孙荻负责。
高智晟律师家住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东门附近，离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不足1.5公里，近年来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已经多次亲奥运会场检查工程进度，他们可曾想到，奥运会五环辉映的范围内，中共正在以法西斯手段压制公民，迫害人权卫士。难道中共真的要把北京奥运会变成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吗，成为历史上最丑陋最黑暗的奥运会吗。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是29届奥运会的主席，早在2004年4月六四15周年阶段，北京的国保警方就提及这一年严密镇压六四纪念的命令直接来自于刘淇，而今北京的种种暴行，除了政法委书记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之外，市委书记刘淇也难辞其咎。
胡佳
于BOBO自由城家中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9天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432天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203_1.shtml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6月02日23时50分 发布
2007年6月2日18点50分高智晟律师简要述说自己被殴打（录音）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204_1.shtml
2007年6月2日傍晚，突然接到高智晟律师的电话，他述说自己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殴打。打人者就是2006年11月24日中午曾经殴打高律师妻子耿和的恶警。而事情的起因是高智晟律师去质问对方是否殴打过自己的妻子耿和。这名残暴的国保总队警察去年针对妇女的暴行已经令人发指，而今天再度对被中共政法系统非法监控的维权律师大打出手，这些行径令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暴虐残忍昭然若揭。
高智晟律师信奉非暴力原则，作为丈夫他去质问曾经殴打过妻子的行凶者，这本合情合理。并且高律师有权利让对方为此而道歉，甚至有权利报警将对方绳之以法。而高律师自己根本没有料到对方如此蛮横无理，警方如此轻易就释放出其作为专制体制爪牙的暴力本性。这名身材魁梧的恶警劈头盖脸集中攻击高律师的头部，他的4名同伙在旁边围观。现场还有很多邻居和过路人成为目击证人。高律师被殴打得浑身发抖回到家里，这是他2006年12月22日回到家中之后第一次受到国保警方严重的暴力攻击。
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孙荻处长负责监控高律师和他妻女的，在高律师被捕期间，所有针对高律师妻子儿女的凌辱和暴力殴打都是由孙荻负责指挥实施的。高律师回家“服刑”之后，这一次的暴力袭击依然由孙荻负责。
高智晟律师家住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东门附近，离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不足1.5公里，近年来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已经多次亲奥运会场检查工程进度，他们可曾想到，奥运会五环辉映的范围内，中共正在以法西斯手段压制公民，迫害人权卫士。难道中共真的要把北京奥运会变成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吗，成为历史上最丑陋最黑暗的奥运会吗。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是29届奥运会的主席，早在2004年4月六四15周年阶段，北京的国保警方就提及这一年严密镇压六四纪念的命令直接来自于刘淇，而今北京的种种暴行，除了政法委书记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之外，市委书记刘淇也难辞其咎。
胡佳
于BOBO自由城家中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9天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432天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203_1.shtml
Sunday, May 20, 2007
胡佳:照顾妻子外出买菜 受到北京国保总队便衣警察殴打和辱骂
胡佳:照顾妻子外出买菜 受到北京国保总队便衣警察殴打和辱骂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5月21日03时44分 发布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7_1.shtml
今天是2007年5月20日星期日，天气阴霾。自从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传唤，回到家就开始感冒，第二天还发了烧。我想是传唤那天的房间阴冷受了些凉所致。毕竟我本身有早期肝硬化，并且最近相当劳累，身体抵抗力较弱，和国保秘密警察的较量又很影响心情。今天一整天我几乎都在卧床发汗。我妻子金燕因为妊娠反应强烈，所以也没有出门。到了黄昏，发现三天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蔬菜和食品。金燕身体瘦弱，她有低血糖的毛病，饿了就需要立即进食。而且因为怀孕她无法提重物。最后只好还是决定我去买菜。
买菜是一件我们这样平凡人家的日常小事。但因为传唤以后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禁，所以我想出门时一定会遇到些阻拦。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去超市把食品为金燕和她肚里的小宝贝买回来。
下了楼，发烧两天的我感到有点头重脚轻，步履很慢。看到单元门外不远是通州区公安局中仓派出所的两名警员。他们看到我，就起身向两栋楼围合院子的大门口走，我想或许他们知道我要买菜，所以准备向他们的上级请示，然后监视着我去。等我走近院子出口的铁门，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便衣横在那里。通州区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几十个警察我都能认出来，我住宅所辖地的中仓派出所的十几个片警我也都了解，而今天这个便衣显然不是来自通州，那他只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秘密警察。这类警察因为来自市局，典型的奴才品性，到了基层通常都很傲慢。他乜斜着眼睛看着我，蛮横地问我要去干什么。我最不能容忍这类当流氓还当得理直气壮的家伙，所以就回敬他让他说话客气一点。他的气势显然一下子更涨起来，径直胸口一横挡住我的去路，我只好用双手去推开他。当我们有了肢体接触，他一下子发作起来开始对我拳打脚踢。这种情势让中仓派出所的三名警察感到震惊。恐怕他们也没有想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如此野蛮粗暴。随即，他们三个警察立即上来拉架。一个来劝阻我，两个去劝阻市局的国保。当时一个高个的通州区警察上去拦阻他，因为他身材高，而这个粗壮的北京市局国保便衣比通州警察矮半头，所以拦阻拉拽中北京国保总队便衣的墨镜一个镜片掉了下来。他把眼镜摘下来丢到地上。我们的言语交锋仍在继续。那个市局国保火冒三丈，从地上抄起一块一寸厚半米见方的木板，上面至少钉了四枚钉子，双手举起要向我的头上砸去。通州区中仓派出所的那位高个警察慌了，连忙奋力制止住他，两个人都用尽全力，所以都几乎失去了平衡。如果不是这名通州的警察，那个市局国保的板子拍下来，我的头顶上一定会砸一两个血窟窿。这是足以致命的。
想起2006年7月30日晚上，四名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殴打高智晟律师，当时他们抄起六边形砖要砸在高律师头上，幸而有高律师的妻子耿和出来拼命挡住。当时我听到描述后很困惑，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难道不知道那会砸碎人的颅骨吗，难道不知道那会伤及人的生命吗，更何况他们清楚自己在从事违法的行径，他们真的有这么凶残吗。今天我知道了。他们确实下得去手。他们的确有杀人的动机和手段。
带钉子的板子被通州区的警察尽力夺下了，夏日黄昏中一些邻居在旁边看到了整个过
程。自从我2004年7月2日搬到通州区BOBO自由城，这种剧烈的暴力冲突他们也看到不止一次了。但从未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从前我因为表达公民不屈服，所以无数次与通州区国保支队和中仓派出所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但从去年那一次连续214天的软禁后，我决定不再这样了。因为他们也都是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及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驱使压制的对象，他们被迫在执行这些非法拘禁公民的命令，他们也是一群受害者。通州区的警察经过这三年与我摩擦，也了解了我和金燕，在私下他们也把北京市国保总队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骂得体无完肤，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通州的警察自己只能忍气吞声地违心执行着命令。
通州的警察把市局国保拽到铁门外，这个家伙仍然在对着我叫嚣“弄不死你!X你妈
的!”我看我手腕上的佛珠被他拽下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听到身后有位大妈的声音
“大钉子，别给他（胡佳）扎着。”我回头看到这是我们76号楼1单元的邻居大妈。她去把那块带钉子的木板搬起来，放到五六米外的垃圾桶里。看样子木板不轻，我想是小区邻居装修后丢弃的建筑垃圾。
市局国保警察还在外面叫嚷“我有的是劲对付你。”我心里相信，这群北京市公安局的恶犬们的确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很奇怪，北京的国保警察级别越高越骄横野蛮。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马凯、张雷、孙荻等30多岁处长一级的骨干爪牙都是很凶悍野蛮的类型。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总队长张宪林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该有多残暴。马振川是京门第一恶狗，下边的市国保都只能算狗腿子。每年上百次坚壁清野式的扫荡上访村，每年大范围非法拘禁公民，所有重大命令来自与他和原政法委书记强卫。同时马振川还是2008年29届奥运会的安全保卫总指挥，一个压制人权刽子手式的人物在掌控奥运会的安全，可想而知他会和他的国保爪牙们做些什么，他会具体使用国家黑社会势力去推行国家恐怖主义。马振川这样的人掌控奥运会的所有警力，就像大贪污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掌管着北京所有的奥运建设工程一样，令人感到29届奥运会被暴力和贪腐的阴霾所笼罩。
通州的两名警察跟着我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让警察上我的车。从前我感到警察很肮脏，所以从来不让警察进入我家门和私家车。但这次，我知道第一我无法不让他们跟着我，第二我对这两个通州警察心存一份感激，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肯定非死即伤。我胡佳生来就从不怕死，但是我死了金燕和她怀宝宝该怎么办，我年逾七旬的父母该怎么办。
我从超市买了菜回到小区，在进入围合院子大门时，这个市局的国保便衣就叫住我，让我赔他的墨镜。我很愤愤不平，他非法拘禁公民，还对公民施加暴力，在冲突中眼镜坏了还要诬陷是我弄坏的。所有邻居都看到了，便衣警察们一共有4个人，每个人都比我高，每个人都训练有素。而我今天还在发烧，动一动都出虚汗，怎么可能弄坏他的眼镜。而且，刚才我明明看到是他眼镜的一个镜片掉落了，现在我却发现是两个镜片都没了，而镜架被挤扁成七扭八外。我明白了，在我们买菜过程中，这个市局国就地保对他的“证物”做了“加工”。
我手里提着买来的蔬菜，这个流氓就围着我骂来骂去。我也毫无客气地回敬给他。其
实，作为佛教徒我不该用非常重的语言去回敬别人，但对这样的国保狗腿子我实在是无法咽下这口气。我们的言语交锋还在继续。他总是爱贴到人的脸前，侵犯别人的空间。尽管我感冒鼻塞，但还是闻到他嘴里发出的阵阵混浊味道，我不时向后下意识的退一步和他保持点距离。整个过程，他除了威胁还是威胁：“我跟你说，你不赔，有你好吃的。”“我让钉子长你头上。等你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让钉子长在你脑袋上。” “那个（板子）钉子少，我可以找钉子多的。”“下次我找钉子多的，我一定镶在你脑袋上。”
我不想和他恋战，毕竟家里的妻子还在等我把菜买回去。这时又是刚才那位好心的邻居大妈上来解围，她说让我赶紧回家做饭，她说她是楼上的邻居，我们这么冲突令她烦死了。我感到大妈在轻轻推我离开现场，老人家不想让我再吃亏。而我，顾及大妈的安全，甚至连个谢谢都无法和老人家说。慢慢往家里走，后面还是传来那个市局国保正在像街头混混儿一样向邻居们展示他坏了的墨镜，说我如何殴打他。老天！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便衣是一个标准的北京流氓地痞的作派。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系统，整体而言不是流氓当了警察就是警察做了流氓。当然，全国各地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普遍如此，可以说是人渣林立，畜类横行。从我和曾金燕被定义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就派这类市公安局他的嫡系到我家门口来“指挥现场”。这号人无愧于是马振川和张宪林手下的得力干将，是牙尖嘴利的猛犬。
回到家很疲惫，我靠在沙发上喘息。金燕立即就看出我的状态有些不对劲，了解了一点外部的冲突，她只说不该让我出去买菜和流氓发生冲突。不一会儿，金燕接到福建老家的电话，她的外公就在此时刚刚过世。金燕垂下泪来，伤心地告诉我，她小时候外公最疼她。而前年金燕的外婆去世时，她因为上课而没能回家，无法见上最后一面，非常内疚和遗憾。所以这一次尽管我们被软禁，但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奔丧。我感叹真是祸不单行。金燕马上打电话订机票，明天上午10：30我们两人一起飞往厦门，然后乘坐5个小时的汽车回她的老家福建龙岩的武平县。如果明早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流氓们阻挠我们去福建奔丧，我就和他们拼了。
今天只有一件事是幸运的，我出来买菜时没有让妻子和我一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恶警的拳脚和辱骂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尤其还有我妻子腹中的宝宝。感谢上苍。
胡佳
于BOBO自由城家中
2007年5月21日凌晨 被软禁的第四天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445天
附件中的两段录音就是今天傍晚我买菜之前和回来之后的经过: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5_1.shtml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6_1.shtml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5月21日03时44分 发布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7_1.shtml
今天是2007年5月20日星期日，天气阴霾。自从18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传唤，回到家就开始感冒，第二天还发了烧。我想是传唤那天的房间阴冷受了些凉所致。毕竟我本身有早期肝硬化，并且最近相当劳累，身体抵抗力较弱，和国保秘密警察的较量又很影响心情。今天一整天我几乎都在卧床发汗。我妻子金燕因为妊娠反应强烈，所以也没有出门。到了黄昏，发现三天了家里已经没有什么蔬菜和食品。金燕身体瘦弱，她有低血糖的毛病，饿了就需要立即进食。而且因为怀孕她无法提重物。最后只好还是决定我去买菜。
买菜是一件我们这样平凡人家的日常小事。但因为传唤以后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拘禁，所以我想出门时一定会遇到些阻拦。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我必须去超市把食品为金燕和她肚里的小宝贝买回来。
下了楼，发烧两天的我感到有点头重脚轻，步履很慢。看到单元门外不远是通州区公安局中仓派出所的两名警员。他们看到我，就起身向两栋楼围合院子的大门口走，我想或许他们知道我要买菜，所以准备向他们的上级请示，然后监视着我去。等我走近院子出口的铁门，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便衣横在那里。通州区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几十个警察我都能认出来，我住宅所辖地的中仓派出所的十几个片警我也都了解，而今天这个便衣显然不是来自通州，那他只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秘密警察。这类警察因为来自市局，典型的奴才品性，到了基层通常都很傲慢。他乜斜着眼睛看着我，蛮横地问我要去干什么。我最不能容忍这类当流氓还当得理直气壮的家伙，所以就回敬他让他说话客气一点。他的气势显然一下子更涨起来，径直胸口一横挡住我的去路，我只好用双手去推开他。当我们有了肢体接触，他一下子发作起来开始对我拳打脚踢。这种情势让中仓派出所的三名警察感到震惊。恐怕他们也没有想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如此野蛮粗暴。随即，他们三个警察立即上来拉架。一个来劝阻我，两个去劝阻市局的国保。当时一个高个的通州区警察上去拦阻他，因为他身材高，而这个粗壮的北京市局国保便衣比通州警察矮半头，所以拦阻拉拽中北京国保总队便衣的墨镜一个镜片掉了下来。他把眼镜摘下来丢到地上。我们的言语交锋仍在继续。那个市局国保火冒三丈，从地上抄起一块一寸厚半米见方的木板，上面至少钉了四枚钉子，双手举起要向我的头上砸去。通州区中仓派出所的那位高个警察慌了，连忙奋力制止住他，两个人都用尽全力，所以都几乎失去了平衡。如果不是这名通州的警察，那个市局国保的板子拍下来，我的头顶上一定会砸一两个血窟窿。这是足以致命的。
想起2006年7月30日晚上，四名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殴打高智晟律师，当时他们抄起六边形砖要砸在高律师头上，幸而有高律师的妻子耿和出来拼命挡住。当时我听到描述后很困惑，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察难道不知道那会砸碎人的颅骨吗，难道不知道那会伤及人的生命吗，更何况他们清楚自己在从事违法的行径，他们真的有这么凶残吗。今天我知道了。他们确实下得去手。他们的确有杀人的动机和手段。
带钉子的板子被通州区的警察尽力夺下了，夏日黄昏中一些邻居在旁边看到了整个过
程。自从我2004年7月2日搬到通州区BOBO自由城，这种剧烈的暴力冲突他们也看到不止一次了。但从未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从前我因为表达公民不屈服，所以无数次与通州区国保支队和中仓派出所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但从去年那一次连续214天的软禁后，我决定不再这样了。因为他们也都是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及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驱使压制的对象，他们被迫在执行这些非法拘禁公民的命令，他们也是一群受害者。通州区的警察经过这三年与我摩擦，也了解了我和金燕，在私下他们也把北京市国保总队和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以及中共中央政法委骂得体无完肤，只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通州的警察自己只能忍气吞声地违心执行着命令。
通州的警察把市局国保拽到铁门外，这个家伙仍然在对着我叫嚣“弄不死你!X你妈
的!”我看我手腕上的佛珠被他拽下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听到身后有位大妈的声音
“大钉子，别给他（胡佳）扎着。”我回头看到这是我们76号楼1单元的邻居大妈。她去把那块带钉子的木板搬起来，放到五六米外的垃圾桶里。看样子木板不轻，我想是小区邻居装修后丢弃的建筑垃圾。
市局国保警察还在外面叫嚷“我有的是劲对付你。”我心里相信，这群北京市公安局的恶犬们的确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很奇怪，北京的国保警察级别越高越骄横野蛮。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马凯、张雷、孙荻等30多岁处长一级的骨干爪牙都是很凶悍野蛮的类型。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总队长张宪林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不知道这两个家伙该有多残暴。马振川是京门第一恶狗，下边的市国保都只能算狗腿子。每年上百次坚壁清野式的扫荡上访村，每年大范围非法拘禁公民，所有重大命令来自与他和原政法委书记强卫。同时马振川还是2008年29届奥运会的安全保卫总指挥，一个压制人权刽子手式的人物在掌控奥运会的安全，可想而知他会和他的国保爪牙们做些什么，他会具体使用国家黑社会势力去推行国家恐怖主义。马振川这样的人掌控奥运会的所有警力，就像大贪污犯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掌管着北京所有的奥运建设工程一样，令人感到29届奥运会被暴力和贪腐的阴霾所笼罩。
通州的两名警察跟着我上了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让警察上我的车。从前我感到警察很肮脏，所以从来不让警察进入我家门和私家车。但这次，我知道第一我无法不让他们跟着我，第二我对这两个通州警察心存一份感激，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肯定非死即伤。我胡佳生来就从不怕死，但是我死了金燕和她怀宝宝该怎么办，我年逾七旬的父母该怎么办。
我从超市买了菜回到小区，在进入围合院子大门时，这个市局的国保便衣就叫住我，让我赔他的墨镜。我很愤愤不平，他非法拘禁公民，还对公民施加暴力，在冲突中眼镜坏了还要诬陷是我弄坏的。所有邻居都看到了，便衣警察们一共有4个人，每个人都比我高，每个人都训练有素。而我今天还在发烧，动一动都出虚汗，怎么可能弄坏他的眼镜。而且，刚才我明明看到是他眼镜的一个镜片掉落了，现在我却发现是两个镜片都没了，而镜架被挤扁成七扭八外。我明白了，在我们买菜过程中，这个市局国就地保对他的“证物”做了“加工”。
我手里提着买来的蔬菜，这个流氓就围着我骂来骂去。我也毫无客气地回敬给他。其
实，作为佛教徒我不该用非常重的语言去回敬别人，但对这样的国保狗腿子我实在是无法咽下这口气。我们的言语交锋还在继续。他总是爱贴到人的脸前，侵犯别人的空间。尽管我感冒鼻塞，但还是闻到他嘴里发出的阵阵混浊味道，我不时向后下意识的退一步和他保持点距离。整个过程，他除了威胁还是威胁：“我跟你说，你不赔，有你好吃的。”“我让钉子长你头上。等你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让钉子长在你脑袋上。” “那个（板子）钉子少，我可以找钉子多的。”“下次我找钉子多的，我一定镶在你脑袋上。”
我不想和他恋战，毕竟家里的妻子还在等我把菜买回去。这时又是刚才那位好心的邻居大妈上来解围，她说让我赶紧回家做饭，她说她是楼上的邻居，我们这么冲突令她烦死了。我感到大妈在轻轻推我离开现场，老人家不想让我再吃亏。而我，顾及大妈的安全，甚至连个谢谢都无法和老人家说。慢慢往家里走，后面还是传来那个市局国保正在像街头混混儿一样向邻居们展示他坏了的墨镜，说我如何殴打他。老天！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便衣是一个标准的北京流氓地痞的作派。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系统，整体而言不是流氓当了警察就是警察做了流氓。当然，全国各地的国内安全保卫系统普遍如此，可以说是人渣林立，畜类横行。从我和曾金燕被定义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就派这类市公安局他的嫡系到我家门口来“指挥现场”。这号人无愧于是马振川和张宪林手下的得力干将，是牙尖嘴利的猛犬。
回到家很疲惫，我靠在沙发上喘息。金燕立即就看出我的状态有些不对劲，了解了一点外部的冲突，她只说不该让我出去买菜和流氓发生冲突。不一会儿，金燕接到福建老家的电话，她的外公就在此时刚刚过世。金燕垂下泪来，伤心地告诉我，她小时候外公最疼她。而前年金燕的外婆去世时，她因为上课而没能回家，无法见上最后一面，非常内疚和遗憾。所以这一次尽管我们被软禁，但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奔丧。我感叹真是祸不单行。金燕马上打电话订机票，明天上午10：30我们两人一起飞往厦门，然后乘坐5个小时的汽车回她的老家福建龙岩的武平县。如果明早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流氓们阻挠我们去福建奔丧，我就和他们拼了。
今天只有一件事是幸运的，我出来买菜时没有让妻子和我一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恶警的拳脚和辱骂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尤其还有我妻子腹中的宝宝。感谢上苍。
胡佳
于BOBO自由城家中
2007年5月21日凌晨 被软禁的第四天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445天
附件中的两段录音就是今天傍晚我买菜之前和回来之后的经过: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5_1.shtml
http://www.bowenpress.com/cn/2007/china/186_1.shtml
Saturday, May 19, 2007
2 Activists Are Under House Arrest and Barred From Leaving China
May 19, 2007
By JOSEPH KAHN
BEIJING, May 18 — A young Chinese couple who have promoted a variety of delic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causes were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on Friday and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the couple said.
The police barred Hu Jia, 33,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23, from departing from Beijing on a trip to Hong Kong and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Mr. Hu said. The couple had planned to call attention to what they described as a neglect of AIDS patients and to defend other Chinese campaigners for human rights who had been prosecuted in recent months.
Mr. Hu said the police told him that he and Ms. Zeng were suspected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would be required to stay in their home under police watch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ficials are worried that we would set off opposition to Beijing’s hosting of the Olympics,” Mr. Hu said. State security officials almost never offer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activities, but the city is the venue for the 2008 Summer Games and intends to use the event to present China as a sophisticated, modern country that is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nother indication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Games to China, Yang Jiechi, the country’s new foreign minister, on Friday denounced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link support for Beijing’s serving as host of the Olympics to its policies in Sudan.
Chin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giving strong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back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whic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critics worldwide say has practiced genocide in its southern Darfur region while waging a war against secessionists there. “There is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politicize the Olympic Games,” Mr. Yang told reporters. “This i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Games. It also runs counter to the aspirations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 group of 108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nt a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st week warning that China must use its influence with Sudan’s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or face a possible backlash against its serving as host of the Games. Leading Hollywood personalities have also warned China that it could face a boycott of the Games unless it puts more pressure on Sudan.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China appointed its first special envoy for Darfur earlier this month. Beijing also sent military engineers to help reinforce the African Union’s peacekeeping force there.
But even as it seeks to head off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ver its Sudan policies, China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prevent domestic critics from voicing negative view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rights activists in many fields say the space to express opin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unfavorable has sharply contracted in recent months.
Mr. Hu and Ms. Zeng have tirelessly advocated on behalf of a wide array of people involved in grass-roots organizing activities, human rights and delicate legal and medical work wh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sider subversive. They often publicize details about police persecution of such people in e-mail communications and a popular blog.
Last year, Mr. Hu and Ms. Zeng spent more than six months confined to their home. They made a 30-minute film about the plainclothes security officers who surrounded their home and harassed and intimidated them.
Mr. Hu said he was invited by organizations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o speak about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He said he planned to call attention to efforts to punish several of China’s most outspoken lawyers and AIDS workers if he had been allowed to travel.
Copyright 2007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http://www.nytimes.com/2007/05/19/world/asia/19china.html?ei=5087%0A&em=&en=a5e70f3c54d26c66&ex=1179720000&pagewanted=print
By JOSEPH KAHN
BEIJING, May 18 — A young Chinese couple who have promoted a variety of delic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causes were barr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on Friday and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the couple said.
The police barred Hu Jia, 33, and his wife, Zeng Jinyan, 23, from departing from Beijing on a trip to Hong Kong and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Mr. Hu said. The couple had planned to call attention to what they described as a neglect of AIDS patients and to defend other Chinese campaigners for human rights who had been prosecuted in recent months.
Mr. Hu said the police told him that he and Ms. Zeng were suspected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would be required to stay in their home under police watch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ficials are worried that we would set off opposition to Beijing’s hosting of the Olympics,” Mr. Hu said. State security officials almost never offer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activities, but the city is the venue for the 2008 Summer Games and intends to use the event to present China as a sophisticated, modern country that is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nother indication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Games to China, Yang Jiechi, the country’s new foreign minister, on Friday denounced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link support for Beijing’s serving as host of the Olympics to its policies in Sudan.
Chin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giving strong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back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whic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critics worldwide say has practiced genocide in its southern Darfur region while waging a war against secessionists there. “There is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politicize the Olympic Games,” Mr. Yang told reporters. “This i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Games. It also runs counter to the aspirations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 group of 108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nt a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st week warning that China must use its influence with Sudan’s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or face a possible backlash against its serving as host of the Games. Leading Hollywood personalities have also warned China that it could face a boycott of the Games unless it puts more pressure on Sudan.
In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China appointed its first special envoy for Darfur earlier this month. Beijing also sent military engineers to help reinforce the African Union’s peacekeeping force there.
But even as it seeks to head off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ver its Sudan policies, China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prevent domestic critics from voicing negative views. Lawyers, journalists and rights activists in many fields say the space to express opin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s unfavorable has sharply contracted in recent months.
Mr. Hu and Ms. Zeng have tirelessly advocated on behalf of a wide array of people involved in grass-roots organizing activities, human rights and delicate legal and medical work wh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sider subversive. They often publicize details about police persecution of such people in e-mail communications and a popular blog.
Last year, Mr. Hu and Ms. Zeng spent more than six months confined to their home. They made a 30-minute film about the plainclothes security officers who surrounded their home and harassed and intimidated them.
Mr. Hu said he was invited by organizations in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to speak about civil society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He said he planned to call attention to efforts to punish several of China’s most outspoken lawyers and AIDS workers if he had been allowed to travel.
Copyright 2007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http://www.nytimes.com/2007/05/19/world/asia/19china.html?ei=5087%0A&em=&en=a5e70f3c54d26c66&ex=1179720000&pagewanted=print
Tuesday, May 8, 2007
TIME HEROES & PIONEERS: Zeng Jinyan
Anais Martane for TIME
HEROES & PIONEERS
60 of 100
Zeng Jinyan is the online progeny of the protester who blocked a column of advancing tanks during China's Tiananmen uprising in 1989. When Zeng's husband, AIDS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 Hu Jia, was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out any legal proceedings last year, Zeng, now 22, started a blog detailing her experiences and the oppressive activities of the country's secret police. Since then, her blog has been blocked in China, and she and her husband have been harassed, intimidated and subjected to round-the-clock surveillance. But she has steadfastly continued to blog, attracting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with her sardonic style—and her courage. She is Tiananmen 2.0.
Blogs are by nature very personal—an intimate, often ferocious expression of the blogger's passions. This intimacy creates an unusually close bond between blogger and reader. It's why I feel so connected to Zeng, even though we liv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orld and have never met—or even spoken to each other. By blogging truth to power, she is planting the seeds of a new—and true—cultural revolution. Let a thousand blogs bloom.
Huffington is a blogg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2007/time100/article/0,28804,1595326_1615754_1616169,00.html
《时代》百人最年轻的入选者曾金燕 /RFA张敏
《时代》百人最年轻的入选者曾金燕/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7，05，05）］
*《时代》周刊简介曾金燕 *
5月4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7年度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其中有七位华人，他们是胡锦涛、刘淇、王建民、曾金燕、陈士骏、马化腾、何晶。七位中有四位居住在中国大陆。
这一百位入选者中最年轻的是居住在北京的二十三岁的曾金燕女士。她入选的类别为“英雄和开拓者”。
美国《时代》周刊对入选者曾金燕作了简介，简介撰写者署名阿里亚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 ），她是在美国的著名女作家、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创办人。
阿里亚娜.赫芬顿在简介中说：“曾金燕是1989年中国天安门抗议运动期间只身挡住坦克车队的抗议者的网络后继者。
当曾金燕的丈夫抗艾滋和环保活动人士胡佳去年被中国政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拘押时，22岁的曾金燕开始在互联网的个人博客上详细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中国秘密警察的迫害行为。
自那以后，她的个人博客在中国被封锁，她和她丈夫受到骚扰、威胁和昼夜不停的监视。但是，她一直坚持不懈地写她的博客。她尖锐辛辣的写作风格和勇气吸引了一批国际读者。
她是天安门的第二代。
博客，就其本质而言是非常个人的，是一种内心的、并且常常是作者情感的极度表达，这种内在情感创造了作者和读者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与曾金燕如此息息相联，即使我们住在地球不同的两边，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从来没有彼此交谈过。通过博客表达真相的力量，正在种下那崭新的、真实的、文化上具有革命性的种子。让千百个博客之花盛开吧！”
* 曾金燕感言：去年光诚入选，今年系狱铁窗 *
评选结果揭晓的当天晚上，我采访了在北京的曾金燕女士。
主持人：“祝贺你入选2007年度全球一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曾金燕：“谢谢你！”
问：“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答：“我当然是蛮高兴的，因为这是对我去年工作的一个肯定。我不知道它今天公布，是从朋友那里知道这个入选的事情。在这之前，我都一直记着今天是光诚、伟静的孩子克睿的生日。”
曾金燕听到自己入选的消息后，在网上发表几句话的感言，其中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陈光诚的儿子小克睿的生日，小孩还是常哭着要爸爸，去年陈光诚是与温家宝齐名位列《时代》周刊‘影响世界一百人’。今年此时，陈光诚还在狱中。”
曾金燕谈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首先想到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光诚去年是《时代》周刊影响世界一百人的英雄和先驱，可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遭到当局的 报复，他现在被判刑四年三个月，仍然在狱中。我希望国际舆论能够对当局产生一些影响，让他早日被释放回来。”
* 从福建龙岩农村走来的曾金燕 *
读初中时开始做社会工作――
我请曾金燕讲讲她自己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她说：“一方面我在一个很小的公司里面作些与生意有关的事情，另一方面，艾滋病跟公民社会建设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
曾金燕是福建客家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曾金燕从事社会工作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是在她上初中，十二岁的时候。她告诉我：“最早做志愿服务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比较频繁和稳定地做是我2001年进入大学以后。”
问：“你在初中的时候开始做社会方面的工作，关注社会，那时候都能做些什么呢？”
答：“去老人院，跟老人聊天，尤其是那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还帮他们做些卫生。”
问：“那是在什么地方？”
答：“在我的老家福建龙岩的一个小镇。”
来自父母亲的影响――
问：“是什么原因使你那么小就会去做这些关注社会的工作？”
答：“我觉得可能跟我父母亲的教育有关系。”
问：“简单介绍一下您父母和家庭的情况可以吗？”
答：“我的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农民，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地（可以种）。我的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可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没有机会、没有名额去读高中，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里没什么地种，所以他们就去做一些小生意，来维持家庭收入。他把所有能给的时间和他所挣的钱，以及他的精力都花在教育孩子，就是我们身上，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问：“你兄妹几人？”
答：“我还有两个弟弟，我是老大。我父亲一直都很有公益心，他很关心别人。比如说，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当时的公路没有路灯，我爸爸每天晚上就会把家里的灯打开，让过路的人有灯可以看见路。这是我父亲给我蛮深刻的印象。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跟我的堂姑姑在老人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堂姑姑是那里的医生。所以我就了解到老人的生活有的很凄凉，当时心里就有这个印象。当我读初中的时候，恰好离那个老人院走路大概一小时左右，我就回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些社会服务，我觉得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去聋哑学校，跟聋哑儿童交流，帮他们打扫卫生。”
* 大学期间关注艾滋病问题 *
问：“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到北京？”
答：“高考的时候填志愿选择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考上，来到北京。”
曾金燕在大学期间除学习本专业外，更多的关注社会。她说：“我在人民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但是我很多时间其实是花在社会学、哲学这些专业上，去旁听课。读大学的时候，几乎我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艾滋病跟公共健康教育这方面的社会服务上了。大学时我是红十字会的学生会员。”
问：“你后来把注意力转到艾滋病方面，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答：“2001年我做健康教育的时候，就要做艾滋病的预防，我就接触到一些做艾滋病工作的社会工作者，更多的接触到从河南艾滋病村来的农民。当时我非常震惊，因为我发现中国艾滋病在农村的流行情况，严重到甚至让人绝望。可是中国社会、中国的主流社会、中国的大学、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些情况。那个时候艾滋病是一个禁忌话题，不可以公开谈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紧迫，应该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就跟一些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合作，在高校里做一些‘巡展’，比如说展板展出、讲座。。。主要的目的，就是介绍艾滋病在中国农村现在的情况。我还请中国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到大学里去讲，这里面的故事就很多、可复杂了。”
* 因关注艾滋病问题与胡佳结缘 *
“大一”相识，三年前同创“爱源”――
问：“您大学毕业之后到什么地方工作？”
答：“因为我很早就认识胡佳。2004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创办‘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致力于对艾滋病人的关怀和服务活动。跟我以前做的有关艾滋病的教育工作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多次去了艾滋病村以后，感觉到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我当时心里是希望能找两个出路。一个出路就是儿童的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改变这些因为卖血或者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的下一辈的命运。另外一方面，他们依靠外界的救治只能救急，不能救穷。一个家庭要维持生活，没有一个可持续的家庭经济是不行的，所以我第二个思路就是看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家庭可持续生计的发展工作。”
帮助艾滋孤儿――
曾金燕女士谈到他们为艾滋孤儿所做的“一对一”援助。她告诉我：“我们有一个项目叫作‘笔友俱乐部’，‘爱源’像一个‘中介公司’，一方面在农村收集孩子（艾滋孤儿）的信息和资料，然后跟进孩子的成长过程；另外一方面，我们在城市的社会里面匿名公布这些孩子的资料，为孩子找到‘一对一’配对的资助者，这位资助者可能对孩子只是尽到捐钱的义务，可能只是给孩子写信，也有可能经常去访问孩子，也可能兼而有之。志愿者的职能不一样，会进行分类和培训。这样，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固定的成长伙伴，希望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这个孩子都能跟这个志愿者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这样发展下去。”
对艾滋病人的临终关怀 ――
曾金燕参与的社会工作中，还有艾滋病人的临终关怀项目。她谈到：“‘临终关怀’项目做了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定期访问那些临终的病人，给他们提供一些非常实际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安慰。这样，这些临终的患者会在去世的时候更有人的尊严，而不是很凄惨、被忽略，或者很痛苦地去世。
与胡佳不得不先后离开“爱源”――
‘爱源’的工作范围稍微扩大了一些，可是很遗憾的是因为我跟胡佳的关系，因为我做的这些工作，警察就经常来骚扰，而且不停地威胁我的志愿者，让我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不得不辞去‘爱源’的代理总干事的职务，从具体的工作事务当中脱离开。”
因感情而结婚，因现实而准备――
问：“认识胡佳，是在你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到后来你决定和他结婚的时候，他被警察跟踪过多少次，带走过多少次？你当时所作的思想准备是什么？”
答：“从2004年开始，他就频繁的失踪，被跟踪及软禁。后面我自己都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次、每次发生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翔实的记录，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博客的原因之一。”
问：“在你决定和胡佳结婚的时候，你的思想准备当时是不是足够？”
答：“我可能想的比较单纯，因为是为感情结婚，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我想，再一次的失踪和软禁，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这种事情是永远都准备不好的。而且也无法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样更严重的事情。”
* 胡佳、曾金燕婚后第一年*
结婚第一个月里，丈夫被软禁――
问：“你们结婚是什么时候？”
答：“是2006年1月2日举办的为我们结婚与朋友们一起的聚会。”
问：“能不能简述一下，你们结婚后，胡佳被带走过多少天，因为胡佳，你承丈夫受的比较大来自当局有关方面的压力？”
答：“我们结婚聚会举办完以后，他跟我回老家。回老家之前，他曾经被软禁过一次。
结婚第二个月里，丈夫失踪――
从老家回北京以后，胡佳从2月初又开始被软禁，到2月16日，他就失踪了。距离结婚聚会整整一个半月。”
问：“在胡佳失踪的那段时间，你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答：“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像以前一样，他过一两天就会回来。可是过了一两天，他不但没有回来，而且警察都否认带走他。我就开始慌了，究竟这个人是死的还是活的，我都不知道。
我就决定做一些我该做的事情，不然的话，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救丈夫多方求助，以博客翔实记录――
问：“做了些什么？”
答：“去派出所报案，去警察局申诉，去检察院控告，然后找媒体的朋友帮忙做新闻报道。然后给联合国系统的人写信，给国际人权组织写信，以及给环保的朋友、给所有做艾滋病工作的朋友，以及我们以前比较熟悉、比较关注我们的朋友写信，把这些情况都作一些通报，请求他们的帮助。
接下来就是在我的博客上，一步步记录了各部门的反馈。以及环保、艾滋病领域朋友对我的帮助。
到3月28日胡佳回来了。”
胡佳失踪四十一天归来，金燕更加理解并帮助丈夫――
问：“这次胡佳失踪，后来证明是在没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被警察带走，一共多少天？”
答：“四十一天。”
问：“这次胡佳被释放出来后，医生诊断他患有肝硬化。你有没有劝阻他不要再从事一些比较敏感，可能会带来进一步压力的事情？”
问：“经过他失踪的事情，我就彻底对当局政府部门绝望了。我不对他们抱有幻想，我不指望他们会改变什么。所以，我更能理解胡佳。另外一方面，我更加感觉到我们需要去争取我们生存的空间。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很多其他失踪者的家庭、遭受政治迫害的家庭。所以我更加迫切感受到应该有人去做工作，赶快把生存的空间拓展，不然的话，下一步生存空间就更成问题。所以，我不但没有阻止他，反而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他一些具体的帮助。”
瘦弱女子曾金燕，警察跟踪半年多――
问：“后来胡佳参与营救陈光诚、高智晟律师等，你们后来被软禁。。。您能不能讲讲后来发生的事情？”
答：“7月17日，开始持续长时间的软禁，一直软禁到2007年的2月16日。”
问：“你自己被跟踪有多长时间？”
答：“我在2006年7月20日开始被跟踪。”
曾金燕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自从胡佳失踪后，本来瘦弱的她体重急剧下降，至今没有恢复。现在身怀有孕的曾金燕，体重只有八十六斤。曾金燕更为胡佳的身体状担忧。她说：“他身体的状况，对我来说是造成最大压力的一个因素，我要全力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时候，发现我自己都无能为力，因为我太累了，工作也很累。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
* 曾金燕：去年入选者陈光诚的妻与子 *
问：“得知自己入选《时代》周刊‘2007年度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后，您向外界发出感言，为什么首先想到陈光诚和他的家人？”
答：“陈光诚去年入选，现在在狱中。他的妻子很辛苦，白天要干农活，种花生、种地，过一段时间又该收麦子了。她现在没有办法照顾两个孩子，她把大孩子送回娘家去上学（幼儿园），大孩子就是四岁的克睿，今天是他的生日。
因为克睿一直目睹父母经受的警察的暴力对待以及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孩子很思念父亲，但是见不到父亲；孩子很爱母亲，又很担心母亲。他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出来，那些人要打你。’警察的暴力行为已经对小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袁伟静跟我沟通的时候，也多次表达她的担忧，因为克睿上幼儿园很不合群，经常作出叛逆的事情来。我也希望在暑假的时候能把小克睿接到北京来，照顾他一段时间，让他脱离那种充满紧张和仇恨的氛围。
也有可能警察会再次软禁胡佳，但是我想他们会有更多的考虑，因为我们作了一些材料的记录，他们现在不再在我们楼下驻扎了。
另外一方面，袁伟静从2005年9月一直到现在都是被软禁的，这是让人非常屈辱的，尤其是让一个她的丈夫已经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这让人非常难过。我也希望能够有办法帮助她摆脱这种状况，去尽力看有没有可能让袁伟静早一点获得自由。”
* 访仍被监视居住的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 *
去年入选者陈光诚简况――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去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度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陈光诚先生于2005年公开揭露临沂地区在计划生育中使用暴力，例如动用暴力强制堕胎、结扎，监禁、殴打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等。
当年8月，陈光诚和他的太太袁伟静被当局有关方面软禁在家中。2006年3月陈光诚被绑架，6月21日被逮捕。今年1月12日，陈光诚案在重审时多位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的情况下，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四年零三个月。现在在临沂市服刑。陈光诚的太太袁伟静从2005年8月被软禁在家中，后又被当地公安局以‘陈光诚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说法监视居住至今。
我问现在在山东家中的袁伟静：“今天儿子四岁生日，有没有给在姥姥家住的儿子打电话？”
袁伟静：“没有。因为我昨天打过，我姐姐说他现在基本情绪稳定，就不让给他打电话，姐姐说他们会给他过生日。”
袁伟静：金燕年纪轻，做事令我佩服――
问：“您听到曾金燕入选2007年度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后，是什么心情？”
答：“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特别高兴，金燕她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胡佳去年被抓走以后，她所做的那些事情，找了公安部门，开记者招待会。。。想尽一切办法救胡佳。毕竟她年龄还比较小，她的作法很令我佩服。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也是慢慢学的。”
去年山东电视台隐去陈光诚名字――
问：“去年陈光诚先生入选，现在他还在狱中，外界对陈光诚的评价和当地对陈光诚的态度，这中间的差距这么大，您怎么看这现象？”
答：“一个差距就是信息的问题。外部可以把光诚评为这个（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然后网络上开始传，。但是我们当地的新闻媒体也不是没有说，山东电视台新闻播报就报了，说有几位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个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去年华人是五个，他就说了四个人的名字。就没说光诚的名字，到了光诚名字的地方，用了个‘等等’。但是，如果是从外界能够知道光诚作得是对的，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声援、支持、鼓励他。其实当局。。。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心里也明白，光诚是对的。因为慢慢地，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开始（悄悄对我）说‘光诚根本就没有错’，其中有一些就是公安人员，我心里很高兴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虽然他们作得很恶劣，绑架他得时候那种样子，刑讯逼供。。。
每天想起刑讯逼供――
我每天早上拿起牙刷刷牙的时候，都能想到他们用牙刷去撬所谓“证人”的肋骨，不就是为了给光诚安个罪名吗？
我的一些坚强，或者说相比的坚强，也是学来的，比来的。说实在的这种跟踪对我来说，不方便当然是非常多的。但他们跟着我，我不感到是一种羞耻、不光荣的东西，而是他们感到不光荣。我现在可以视他们为不存在。
我今天听到金燕入选的消息，我当然能够想到光诚也获得过这个，但是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他现在受罪的这种状态，我只是想到他们获奖的这种高兴的事情。（笑）
* 曾金燕的价值观：为有尊严的生活奋斗 *
我请今年的入选者、二十三岁的曾金燕扼要表述一下她行事为人的价值观。曾金燕这样说：“在我经受这些事情以前，我只是很淳朴的一种价值观，希望美好的事情能够实现，然后过一个很快乐，很无忧无虑的生活。当我经历胡佳的这些事情，我身边的朋友这些事情，自己亲身经历这些人权被侵犯的事情以后，我有一个更深刻的感觉，就是希望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可是如果我不为别人奋斗，不为自己奋斗，有尊严的生活不会自动地实现。”
* 访曾金燕的先生胡佳 *
胡佳：开心的早晨――
我又采访了曾金燕的先生，艾滋病方面的社会工作者、维权人士胡佳。
问：“您听到太太曾金燕入选的消息以后是什么心情？”
答：“我确实是蛮开心的。今天早晨，金燕起来以后，她嘱咐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给袁伟静发短信，祝贺光诚的儿子陈克睿四岁生日快乐！我在发短信的时候开的电脑，接到一封电子邮件，里边说，金燕获得世界有影响力的一百人之一，我很开心告诉金燕。金燕当时也就微微笑了一下，还是嘱咐我要赶紧给嫂子袁伟静那里发短信。
后来我就把‘生日快乐’加上金燕获得全球有影响力一百人的消息发给（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大哥和袁伟静嫂子那边。他们回的短信也让我很开心，说他们生命中非常亲密的两个人，光诚和金燕，没想到前后都进入全球有影响力的入选人中。他们说到这点，我犹为高兴。”
胡佳：心里涌动着爱意――
胡佳比金燕大十岁，他说：“现在光诚在牢狱中，作为八十年代年轻一辈的金燕，应该多做一些事情，去帮感觉助光诚和他的家人。我也应该为我的妻子感觉到骄傲。她那么小，今天有朋友在祝贺的时候，我跟朋友说‘比起光诚来讲，金燕差得很远很远呢，可能《时代》周刊是过奖了’。然后，朋友给我回的短信里说‘在咱们中国，有谁敢作你的妻子呢？我们觉得金燕是名至实归的’。我听到他们讲这个，我心里也涌动着那样一种爱意，因为的的确确朋友讲的是真的。”
胡佳：我遭打压升级，她进入我的生活――
胡佳回顾说：“在2004年的3月份，我因为去天安门广场给‘六四’死难者鲜花的时候，那个阶段我受到国保、国安的打压开始升级，也就恰恰是在那个阶段，金燕开始成为我的女朋友，到最后嫁给我。她进入我的生活，恰恰是我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压制的这个阶段。而且那些警察曾经在她还是大三学生的时候，就到学校去威胁她‘如果你再跟胡佳交往的话，你就不能够毕业’这些都没有让她动摇。
她一路这样走过来，她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在山沟里边的土坯草屋式的那样的地方，小时候还要下田地去插秧的小姑娘，结果到现在她能站立在这个世界面前，能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的一百人之一”。
胡佳：把我们的幸运变成力量――
胡佳认为他和金燕幸运：“ 我真的觉得，唉，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人。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的这些幸运变成力量，用这些力量去推动我们的国家进步，推动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进程。尤其这里要提到光诚，因为光诚去年入选全球影响力一百人，现在他还在牢狱中。我们应该尽所有的力量，为光诚在2007年争取到自由。
今天光福大哥说他5月8日会去探视光诚，他会把金燕入选的消息告诉光诚，让光诚高兴一下。”
胡佳：被隐去的名字，信息不完整的报道――
胡佳说，他也得知，与去年一样，一些中文媒体在公布华人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时，隐去了有的人的名字。
胡佳说：“有朋友给我们发短信，说到国内的媒体，或者说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媒体，比如‘凤凰卫视’，与去年是完全一致的，去年他们会谈到温家宝、李安导演、黄光裕先生、马军先生。。。这些与现行体制没有任何冲突的朋友，唯独把光诚有意地抹去了。刚才，‘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小姐在播报的时候，也是播报了（大陆入选者）胡锦涛、刘淇、马化腾唯独把金燕也是抹去了。
那么，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巧合很类似的，金燕也是一笑置之。
我觉得这些事情恰恰提醒我们，在中国，人们所获得信息的不完整是多么的明显。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今天我在路上还跟金燕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为言论自由和人能自由获得完整的信息去做一点事情。可能这就是我们在2007年、2008年度的一些目标吧。”
胡佳眼中的曾金燕――
当我问胡佳先生，他眼中的太太曾金燕是个什么样的人，胡佳笑说，曾金燕说话细声细气，像个小女孩，以至于在家里接有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你是胡佳的孩子吧，我找你爸爸”。
其实，胡佳的孩子现在正孕育在金燕腹中。
胡佳谈他眼中的金燕，说：“她是属于脆弱得那么坚强的一类，表达起来好像很矛盾。她是那么脆弱、多愁善感的一个人，但是真正面对挑战的时候，她往往不会倒下。她经常跟我说，她是站在临界点上，就要崩溃那样的，但是她每一次都会自己走过来，所以我真的感觉到，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这么年轻的女性，她所能发挥的力量真的是无穷的。
胡佳：跨越王权走向民权的时代――
我特别想从她的例子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的炎黄子孙，尤其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在这个现行体制下的年轻人。真的大家应该很自信，一个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能推动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我们在这样一个幸运的时刻，几千年难逢的这样一个是能推动我们民族跨越王权，走向民权的的时代，真的是我们施展的天地。
胡佳：爱是莫大的力量――
其实金燕处处给我的只不过用一个字就能够表达，就是爱。无论是在每一步，在我失踪的时候，我受到苦难的时候，包括她在编一些小片子，我在被软禁期间她编的那个（录影）片子，我看完以后能感受到的只有这一个字，就是爱。
我觉得这个爱，真是莫大的力量！”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节目可在自由亚洲电台网页WWW.RFA.ORG普通话“心灵之旅”专栏收听，听更多节目可用Google 搜索“心灵之旅档案库”。
Thursday, April 19, 2007
李劲松律师收到的陈光诚第二封来信
李劲松律师收到的陈光诚第二封来信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4月19日00时01分 发布
尊敬的李律师：
这是我第三次给您写信，上封信经过狱方一周的检查，据说今天可以正式发出，不知您至今是否已收到。
我现在仍留在新收监区，狱方表示看看情况再说。
作为正义的人道律师，您所面对的艰难和所承受的压力我是心知肚明的。
李律师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白做，两周以前也就是今年三月份，您再返临沂给那些乱权妄为者在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一点我在监狱里也能明显的感受到。
那些一开始固执的认为您和朋友们的正义之举是为了出名的人自此也改变了他们错误看法。
天道酬勤，工作是没有白做的，有些看来现在没有用或者可能性很小，却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事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零零五年小燕和朋友来看我时就知道我们无法见面攀谈，事实当然也是这样。
可她们亲眼目睹了那些乱权妄为者是怎样对我实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大打出手。
现在她们却成了重要目击证人之一使得他们想不承认都难上加难。
到今天为止，我已三十四次通过监区工作人员要求驻狱检察室履行职责，但他们总是借口工作忙或检察员出差加以推托。
对他们这种明知一查便大白于天下面对真相就是不查、明知是事实但他们不认可便不是事实的做法，我想给您一个新的具体委托内容，代我考虑并着手准备请鉴证科学的创始人 李昌玉 先生来对他们所作的一切恶行做现场鉴定。
真金不怕火炼，鉴定结果一出来，一切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李先生在全球鉴证领域的权威。
若有人阻止李先生的到来则更能说明他们所说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推敲，从而证明对我的指控是欲加之罪。
李律师：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我们有信心去努力，什么都有可能，祝我们一切顺利。
代我向所有关心中国法治正义事业的朋友们问好。
陈光诚 2007、4、2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李劲松律师附注：
我是出差办理完一件18位购房业主集体维权案由山东烟台返京4月18日晚上8点回到办公室时，收阅到光诚写给我的这封挂号信。
信封显示临沂西效邮局的寄出时间是4月12日上午11点，光诚信内的落款日期是4月2日。
北京会城门邮局的投信邮戳时间是4月16日16时。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4月19日00时01分 发布
尊敬的李律师：
这是我第三次给您写信，上封信经过狱方一周的检查，据说今天可以正式发出，不知您至今是否已收到。
我现在仍留在新收监区，狱方表示看看情况再说。
作为正义的人道律师，您所面对的艰难和所承受的压力我是心知肚明的。
李律师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白做，两周以前也就是今年三月份，您再返临沂给那些乱权妄为者在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一点我在监狱里也能明显的感受到。
那些一开始固执的认为您和朋友们的正义之举是为了出名的人自此也改变了他们错误看法。
天道酬勤，工作是没有白做的，有些看来现在没有用或者可能性很小，却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事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零零五年小燕和朋友来看我时就知道我们无法见面攀谈，事实当然也是这样。
可她们亲眼目睹了那些乱权妄为者是怎样对我实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大打出手。
现在她们却成了重要目击证人之一使得他们想不承认都难上加难。
到今天为止，我已三十四次通过监区工作人员要求驻狱检察室履行职责，但他们总是借口工作忙或检察员出差加以推托。
对他们这种明知一查便大白于天下面对真相就是不查、明知是事实但他们不认可便不是事实的做法，我想给您一个新的具体委托内容，代我考虑并着手准备请鉴证科学的创始人 李昌玉 先生来对他们所作的一切恶行做现场鉴定。
真金不怕火炼，鉴定结果一出来，一切谎言便不攻自破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李先生在全球鉴证领域的权威。
若有人阻止李先生的到来则更能说明他们所说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推敲，从而证明对我的指控是欲加之罪。
李律师：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我们有信心去努力，什么都有可能，祝我们一切顺利。
代我向所有关心中国法治正义事业的朋友们问好。
陈光诚 2007、4、2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
李劲松律师附注：
我是出差办理完一件18位购房业主集体维权案由山东烟台返京4月18日晚上8点回到办公室时，收阅到光诚写给我的这封挂号信。
信封显示临沂西效邮局的寄出时间是4月12日上午11点，光诚信内的落款日期是4月2日。
北京会城门邮局的投信邮戳时间是4月16日16时。
Tuesday, April 17, 2007
高耀洁回家后 “威胁、收买帮助我的人监视我”*／RFA张敏
* 高耀洁回到郑州家中 *
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3月14日在美国领取“2007年环球领导奖”后，4月14日回到河南郑州家中。高医生17日上午告诉外界，她的电话不能正常使用，前来看望她的人须经小区管理者登记，警方还威胁、收买帮助她工作的人监视她。
今年八十岁的高耀洁医生多年来关注艾滋病人和遗孤，向外界披露当局尚未正视的艾滋病经由卖血、输血传播的真相。
今年2月，高耀洁医生曾经因为申请来美国领奖，被当局有关方面软禁在家中两周。后来美国颁奖方“重要之声环球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荣誉主席、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致信中方后，高耀洁医生获准成行。
高耀洁医生4月2日回国后，先在亲戚家小住，4月14日回到郑州家中，17日早晨，她接受我的采访，谈几天来遇到的非正常情况。
* 电话不能正常使用 *
高耀洁说：“我这电话，我回来24小时不通，外边打过来，我听不见，外面听到响，我妹妹说打了十次，还有一个朋友打了四次，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二十四小时都没有接到电话。
到后来，我去找保姆，带着手机，我妹妹给我打通了，她说‘你现在是在郑州还是在开封？’我说‘开封弟妹病重，我回郑州了’。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我的手机出现问题了，说是‘未注册’。
我这个手机用了五年了，而且到美国去以前我交了一百多块钱手机费，怎么没注册呀？为啥说我没注册？”
现在住在美国的高耀洁医生的妹妹高鸣凤说：“我给她的手机打了一次电话，她告诉我（座机）电话不通了，我说‘我会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你的朋友’。结果通了电话以后，过了两个小时再打，信号说‘手机没有注册’”。
问：“手机就完全不能用了？”
答：“对。现在手机不能用了。”
问：“您打高医生家里电话能打通吗？”
答：“今天早晨打还是可以的。”
* 自己的手机显示别人的号码 *
高耀洁医生说：“15日下午四、五点钟恢复的。而且他们把这个手机换个其它的号，不是手机换了。”
问：“手机没换，但是显示的号码不是您原来的号码？”
答：“而是监控的（号码）。今天17日了，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地在通讯上整我。现在我还没找到保姆，我一个人在这里，儿子、女儿又不能不上班。
这样对付我，还想怎么样？”
* 访客要登记 *
现在主要利用小区这些人在这儿‘捣’――有人要来我家看我，要叫他们登记。更使我不能忍耐的是，我2月22日离开郑州，3月份一个月没在郑州，我4月14日回到郑州，4月15日我们小区通知我，让我交水电费九十多元，我问她(来人)‘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电表，也不看我的水表？’。
* “威胁、收买帮助我的人监视我”*
高耀洁医生说：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收买学生？有学生来帮我的忙，他们收买学生。我发现他们这样收买我周围的人监视我，这是第三次了。叫学生监督我，（他们）还给学生五百块钱。”
问：“（这次）是男生还是女生？”
答：“女生。二十一岁，大专毕业。他们跑到学校里去找她的，还说‘这是国家机密，这是爱护党、爱护国。。。’你们非法拘禁我，啥国家机密呀？还弄了个（警）车，那个学生被吓得要命，她说‘要是把我弄到车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时候俺妈找谁去啊！’这个孩子又没爹。
现在这个学生毕业了，昨天吓哭了。她说‘我毕业到哪儿去呀？我要是在河南，他们会不会害我？’
我跟这个学生说‘你19日（毕业日）搬到我家吧，我给你找地方，找远地方，你远走高飞。’”
* 请关注！为了她的安全*
主持人：“这件事情能公开说出去吗？”
答：“现在的问题是，应该保护这个学生。你要是播出来以后，他们对这个学生更不敢动。如果他们要对这个学生有啥，这个学生要是出啥好歹的话，应该叫全世界问他们的罪！
我觉得你要播出来以后，这个学生有可能还安全一点。这个学生现在毕业了，我不忍心叫他们害这个学生。这孩子吓哭了，我说‘你来我这儿住吧，如果他们要是敢在我这儿抓你，我跟他拼了’。
我八十岁了，我能活几天？应该把这个事情公布出去，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学生才二十一岁，他们会害她呀！这是一个大的黑势力，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问题是你不公布它，将来它害她，你更很难说了。
这个学生经常来帮我的忙，她是义务来帮忙的。
她妈妈是农民，她也是农民考上的。她爸爸死了。
昨天我叫我女儿去看她，她看见我女儿张嘴大哭。”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3月14日在美国领取“2007年环球领导奖”后，4月14日回到河南郑州家中。高医生17日上午告诉外界，她的电话不能正常使用，前来看望她的人须经小区管理者登记，警方还威胁、收买帮助她工作的人监视她。
今年八十岁的高耀洁医生多年来关注艾滋病人和遗孤，向外界披露当局尚未正视的艾滋病经由卖血、输血传播的真相。
今年2月，高耀洁医生曾经因为申请来美国领奖，被当局有关方面软禁在家中两周。后来美国颁奖方“重要之声环球合作伙伴关系”组织荣誉主席、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致信中方后，高耀洁医生获准成行。
高耀洁医生4月2日回国后，先在亲戚家小住，4月14日回到郑州家中，17日早晨，她接受我的采访，谈几天来遇到的非正常情况。
* 电话不能正常使用 *
高耀洁说：“我这电话，我回来24小时不通，外边打过来，我听不见，外面听到响，我妹妹说打了十次，还有一个朋友打了四次，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二十四小时都没有接到电话。
到后来，我去找保姆，带着手机，我妹妹给我打通了，她说‘你现在是在郑州还是在开封？’我说‘开封弟妹病重，我回郑州了’。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我的手机出现问题了，说是‘未注册’。
我这个手机用了五年了，而且到美国去以前我交了一百多块钱手机费，怎么没注册呀？为啥说我没注册？”
现在住在美国的高耀洁医生的妹妹高鸣凤说：“我给她的手机打了一次电话，她告诉我（座机）电话不通了，我说‘我会把这个情况转告给你的朋友’。结果通了电话以后，过了两个小时再打，信号说‘手机没有注册’”。
问：“手机就完全不能用了？”
答：“对。现在手机不能用了。”
问：“您打高医生家里电话能打通吗？”
答：“今天早晨打还是可以的。”
* 自己的手机显示别人的号码 *
高耀洁医生说：“15日下午四、五点钟恢复的。而且他们把这个手机换个其它的号，不是手机换了。”
问：“手机没换，但是显示的号码不是您原来的号码？”
答：“而是监控的（号码）。今天17日了，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地在通讯上整我。现在我还没找到保姆，我一个人在这里，儿子、女儿又不能不上班。
这样对付我，还想怎么样？”
* 访客要登记 *
现在主要利用小区这些人在这儿‘捣’――有人要来我家看我，要叫他们登记。更使我不能忍耐的是，我2月22日离开郑州，3月份一个月没在郑州，我4月14日回到郑州，4月15日我们小区通知我，让我交水电费九十多元，我问她(来人)‘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电表，也不看我的水表？’。
* “威胁、收买帮助我的人监视我”*
高耀洁医生说：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他们收买学生？有学生来帮我的忙，他们收买学生。我发现他们这样收买我周围的人监视我，这是第三次了。叫学生监督我，（他们）还给学生五百块钱。”
问：“（这次）是男生还是女生？”
答：“女生。二十一岁，大专毕业。他们跑到学校里去找她的，还说‘这是国家机密，这是爱护党、爱护国。。。’你们非法拘禁我，啥国家机密呀？还弄了个（警）车，那个学生被吓得要命，她说‘要是把我弄到车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时候俺妈找谁去啊！’这个孩子又没爹。
现在这个学生毕业了，昨天吓哭了。她说‘我毕业到哪儿去呀？我要是在河南，他们会不会害我？’
我跟这个学生说‘你19日（毕业日）搬到我家吧，我给你找地方，找远地方，你远走高飞。’”
* 请关注！为了她的安全*
主持人：“这件事情能公开说出去吗？”
答：“现在的问题是，应该保护这个学生。你要是播出来以后，他们对这个学生更不敢动。如果他们要对这个学生有啥，这个学生要是出啥好歹的话，应该叫全世界问他们的罪！
我觉得你要播出来以后，这个学生有可能还安全一点。这个学生现在毕业了，我不忍心叫他们害这个学生。这孩子吓哭了，我说‘你来我这儿住吧，如果他们要是敢在我这儿抓你，我跟他拼了’。
我八十岁了，我能活几天？应该把这个事情公布出去，不然的话，将来。。。这个学生才二十一岁，他们会害她呀！这是一个大的黑势力，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问题是你不公布它，将来它害她，你更很难说了。
这个学生经常来帮我的忙，她是义务来帮忙的。
她妈妈是农民，她也是农民考上的。她爸爸死了。
昨天我叫我女儿去看她，她看见我女儿张嘴大哭。”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Wednesday, April 11, 2007
China Dissident Gao Zhisheng Says Confession Was Forced
Miranda Mimi Ku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Gao Zhisheng,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drafting a letter in 2005 protesting the government’s treatment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sect.
April 10, 2007
China Dissident Says Confession Was Forced
By JOSEPH KAHN
BEIJING, April 9 — Gao Zhisheng, one of China’s most outspoken dissidents until his conviction on sedition charges late last year, said in a recorded statement made available over the weekend that while his confession had resulted in a light sentence, it had been made under mental and physical duress.
Mr. Gao’s remarks, recorded by a close friend and offered to journalists in Beijing, were his first public statement since he was convicted in December. He was given a suspended sentence.
His confession brought criticism from some other human rights advocates.
Mr. Gao lives in Beijing with his wife and children. But he said he remained in nearly total isolation, surrounded by plainclothes security forces and forbidden to leave his home, use his telephone or computer or otherwise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e also said that a lengthy confession letter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his conviction, while genuine, had come only after he had been subjected to torture. He said his interrogators repeatedly threatened to punish his wife and children unless he admitted the crimes they said he had committed.
“Although in the past I had some idea of how this group ignores justice, how they nakedly and impudently use evil means to realize their objectives, I really did not understand well enough,” Mr. Gao said, referring to Chinese public security forces.
He said his captors had forced him to sit motionless in an iron chair for extended sessions that totaled hundreds of hours, surrounded him with bright lights and used other torture techniques aimed at breaking his will. He said he had agreed to their terms because they repeatedly intimated that the well-being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could not be guaranteed unless he cooperated.
“In the end I decided I could not haggle about my children’s future,” he said.
Mr. Gao, a lawyer, gained prominence among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ers in China and their supporters overseas for his uncompromising denunciations of police and judicial abuses and his scathing open letters to senior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He called attention to what he described as systematic abuses against members of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sect, which is banned in China. He also helped organize a hunger strike against intimidation tactics used by the country’s State Security forces.
Mr. Gao lost his license to practice law in late 2005, and in August of last year he was arrested while traveling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authorities repeatedly described Mr. Gao’s cooperative attitude in custody. A few months after he was arrested, they released a letter in which Mr. Gao declared that he had severed all ties with his former colleagues work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that he did not desire to have a defense lawyer represent him in court.
Judicial officials said in announcing the verdict in his case that Mr. Gao not only admitted his own crimes but had also provided information about other outstanding cases.
Those claims prompted a mixed reaction among Mr. Gao’s friends and supporters. Some said they worried that he had betrayed former colleagues and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that he had compromised with the authorities after a short stint in captivity.
Others said they suspected that officials had elicited a confession from him by using extreme pressure and that the public release of documents in his case was intended to ruin his reputation and divide his allies.
Mr. Gao issued his remarks, the first explanation of his confession, through Hu Jia, a longtime friend and fellow human rights organizer who managed to reach him by telephone. Mr. Hu recorded the conversation with Mr. Gao’s consent, according to the tape.
Attempts to reach Mr. Gao directly were unsuccessful.
In the recording, he denied that he had betrayed any secrets that could harm other dissidents. But he acknowledged that he had let down his colleagues by confessing.
“I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et news from outside, but I bet much of it is about my so-called surrender and open declaration,” he said, referring to documents released by the authorities. “When these matters are raised, my heart is flooded with unbelievable shame.”
He said he had decided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for his family instead of seeking to chang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future I don’t aspire to be much use to society, but rather to be of more use to my family,” he said.
But he said intensive security had turned his house into a new jail for him and his family,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earn a living and forcing him to speak out once again.
http://www.nytimes.com/2007/04/10/world/asia/10china.html?pagewanted=print
Sunday, April 8, 2007
我虽死去Though I am Gone
Video: The First Casualt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 Letters from China
Posted by Sophia Cao :: 2007-04-04, 12:31 PM :: Politics
From Letters from China:
Just before the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suddenly issued a notice on 26 March saying the film festival was ordered to suspend and the committee was still communicating wit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ources say the suspen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nomination of documentary "Though I am Gone" (我虽死去).
"Though I am Gone" was directed by Hu Jie (胡杰), an independent film maker. The documentary is about Bian Zhongyun (卞仲耘), the first teacher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by the Red Guards in Beij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st year wa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gic death of Bian Zhongyun and the documentary was shown to her family members: Why did the students beat their teacher so violently? Why have the murderers escaped prosecution? Not even an apology to Bian's family? [Original Post]
The film (with English subtitles) is now on Youtube: 1/10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7/04/video_the_first_casualty_of_cultural_revolution_letters.php
我虽死去Though I am Gone 1/10
2/10
3/10
4/10
5/10
6/10
7/10
8/10
9/10
10/10
Posted by Sophia Cao :: 2007-04-04, 12:31 PM :: Politics
From Letters from China:
Just before the Yunnan Multi Culture Visual Festival,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suddenly issued a notice on 26 March saying the film festival was ordered to suspend and the committee was still communicating wit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ources say the suspen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nomination of documentary "Though I am Gone" (我虽死去).
"Though I am Gone" was directed by Hu Jie (胡杰), an independent film maker. The documentary is about Bian Zhongyun (卞仲耘), the first teacher who was beaten to death by the Red Guards in Beij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st year wa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tragic death of Bian Zhongyun and the documentary was shown to her family members: Why did the students beat their teacher so violently? Why have the murderers escaped prosecution? Not even an apology to Bian's family? [Original Post]
The film (with English subtitles) is now on Youtube: 1/10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2007/04/video_the_first_casualty_of_cultural_revolution_letters.php
我虽死去Though I am Gone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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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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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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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10/10
大陆敏感纪录片《我虽死去》在互联网上热播 YOUTUBE.com
大陆敏感纪录片《我虽死去》在互联网上热播
2007.04.06
云南影展连官方网站已经取消，但不少网民，将成功参展的大陆禁片《我虽死去》转载到互联网YouTube上。这个月开始，已经可以用“我虽死去”、“卞仲耘”、“王晶垚”、“胡杰”等搜索字眼找到。
该片记录的是５１年前，１９５６年中国大陆第一个被红卫兵折磨至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故事，制作人是《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大陆独立制片人胡杰。
电影录音片段： “当时你拿著这个照相机去拍卞老师的遗体，我觉得是要有巨大的精神上的疼痛？那当然，这目的很明确，我们要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
片中卞仲耘的丈夫，８５岁的王晶垚，讲述自己拿著照机，将当年文革的暴行一一纪录的经历。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王晶垚曾经叫过妻子离开，但卞仲耘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在被打死之前，卞仲耘还将自己的身体清洁乾静才返回学校。
电影录音片段： “像这种大字报，当时家里有几张？大门外，大门里面，几处都有！对，就是闯到我们家里来。”
影片中清楚见到，王晶垚用老式的相机，将太太被打死后，一丝不挂的遗体拍摄存案的相片。而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在他家所贴的大字报，卞仲耘的血衣，全部纪录在王晶垚厚厚的相簿之中。来自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王晶垚说，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些真相揭露出来，不然就白活了。去年，王晶垚就在北京的家中，为文革第一个受难的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妻子举行纪念会，并播放胡杰的《我虽死去》这一纪录片。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堪称中共的皇室女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部委高干的千金在此校就读，邓榕当年正是师大附中红卫兵的首领之一，也是与王晶垚有直接冲突的其中一人。(何山报导)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06/China_Documentary/
2007.04.06
云南影展连官方网站已经取消，但不少网民，将成功参展的大陆禁片《我虽死去》转载到互联网YouTube上。这个月开始，已经可以用“我虽死去”、“卞仲耘”、“王晶垚”、“胡杰”等搜索字眼找到。
该片记录的是５１年前，１９５６年中国大陆第一个被红卫兵折磨至死的教育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故事，制作人是《寻找林昭的灵魂》的大陆独立制片人胡杰。
电影录音片段： “当时你拿著这个照相机去拍卞老师的遗体，我觉得是要有巨大的精神上的疼痛？那当然，这目的很明确，我们要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
片中卞仲耘的丈夫，８５岁的王晶垚，讲述自己拿著照机，将当年文革的暴行一一纪录的经历。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王晶垚曾经叫过妻子离开，但卞仲耘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在被打死之前，卞仲耘还将自己的身体清洁乾静才返回学校。
电影录音片段： “像这种大字报，当时家里有几张？大门外，大门里面，几处都有！对，就是闯到我们家里来。”
影片中清楚见到，王晶垚用老式的相机，将太太被打死后，一丝不挂的遗体拍摄存案的相片。而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在他家所贴的大字报，卞仲耘的血衣，全部纪录在王晶垚厚厚的相簿之中。来自中国社会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王晶垚说，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些真相揭露出来，不然就白活了。去年，王晶垚就在北京的家中，为文革第一个受难的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妻子举行纪念会，并播放胡杰的《我虽死去》这一纪录片。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堪称中共的皇室女校，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部委高干的千金在此校就读，邓榕当年正是师大附中红卫兵的首领之一，也是与王晶垚有直接冲突的其中一人。(何山报导)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7/04/06/China_Documentary/
姚立法致吴邦国、胡锦涛等代表的公开信 ——中国全国人大身份不合法
姚立法致吴邦国、胡锦涛等代表的公开信 ——中国全国人大身份不合法
(博讯2007年4月08日 首发)
吴邦国、胡锦涛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不发生比“六四”等更重大的政治事件情况下，你们出席本次例会，应是本届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在你们即将届满前夕，我想就以下四个问题，和你们谈谈心。
一、领导人大代表选举的中共党内有象样的民主选举吗？
只要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横幅、标语就从城市到乡村铺天盖地。
《选举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确，“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我不知道哪部法律的条款规定，必须“加强党”对选举机构、选举工作“的领导”。没有法律授权的领导，实质是非法领导，这如何彰显法治理念？
再从另一方面谈。我认为中共党内的民主选举状况很差，差到中共关于党内民主选举支部、总支和党委的很不民主的规定，在党内选举中并不能真正做到。
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来势迅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铁律。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僚特权制已无藏身余地。
中共党内民主的现状，实际上成了阻碍发展国家民主的拦路虎。你们不做些改善或改变中共党内民主现状的实事，死后都要遭人骂的！
二、你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合法吗？
我认为你们的代表资格不合法，理由很简单。
你们是由省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港、澳、台、军队的代表除外）。
省级代表是由设区的市或省级直管（不设区的）市的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
设区的市的代表是由区、县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
区、县级的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因为全国各区、县51%以上由选民直选的人大代表是非法选举产生的，所以你们国代表的代表资格当然是非法的。
按照现行《选举法》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选举法实施办法》，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和环节主要有：选举机构的产生、选区的划分、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民名单登记和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和计票、公布选举结果。
问题一，选举机构的产生不公正、不合法。
全国2862个作为选举机构的区、县级选举委员会，51%以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是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占到51%以上，而且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100%的是正式代表候选人。
自己领导选民选自己，这样的选举公正性从何谈起？
选举机构的末端，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全国有近千万人，有几个组长、副组长是真正依法“由选民推选”产生的？
关于如何进行“推选”，选举的法律、立法解释、法规、各级选举文件及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和选举委员会主任的讲话中，关于“推选”该如何操作有只言片语吗？
如果不依法组织选民“推选”组长、副组长，那么该负什么法律责任，有规定吗？
选民被剥夺组长或是副组长的法定“推选”权后，有法律支持选民讨回这权利吗？
选举机构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公正性，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公正性在哪里？
问题二，全国2862个选举委员会在分配代表名额时，全是违法进行的。
选举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即如果农村每四千人选一名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大代表，镇每一千人就可以选一名代表。简称4比1）。
上述法律规定，与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相悖。在法律上把农民视为低等公民的国家，除了中国，世界上不知还有谁？
上述违宪的法律，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农民的选举权还要打很大很大（有的大到200比1而非5比1或6比1）的折扣，且农民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起诉违法分配代表名额的人大常委会。
问题三，初步代表候选人提名权被控制。
基层人大代表直选近30年了，不知道自己有提名权和被提名权的选民，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法律和人为的原因，选民不能也没有行使过此项权利的人数以亿计。
刚结束的2006年和正在进行的2007年的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全国各地不少独立候选人连领到提名表的权利都没有。这比1949年前中国不公正不民主的国大代表、省、县参议员和乡长直选相差十万八千里。
问题四，每一个选区的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权，依法本是各选区内选民的，而实际却不是。
全国近百万名区、县级“当选”的人大代表中，有几个不是中共的基层组织提名和认可的？这近百万名的“当选”代表是根据选区内“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的有几人？
《选举法》关于正式代表候选人确定的过程，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选举法》没有赋予选民有权诉讼非法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的权利——是中国基层非法直选的关键原因之一。
法谚道，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就等于没有权利。中国九亿选民的选举权是典型的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中国九亿选民从法理上从实际上当然是没有了真正的选举权。
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基本的也是最大的人权——选举权，这个国家有何脸面？！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不是历史的罪人还能是什么？
问题五，在全国，投票、计票过程公开、公正、合法的选区打着灯笼也难找。
选民、正式候选人、独立候选人、记者、民间组织和非中共的党派等能关注和监督投票、计票的过程吗？几乎不可能。
我们不说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从“票箱里跳出来的”担任过县级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吕邦列、曾建余、姚少凡、张华拥等争取连任时以及支持他们的人被警方多次、长时间控制。2006年进行的和2007年正在进行中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有中共中宣部主管的各级媒体的报道吗？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见自称唱响“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主旋律媒体的报道，本身不就很可耻吗？
三、你们代表人民讲真话了吗？
我认为你们很多人没有讲也不敢讲真话。
代表人民讲了真话的代表也不一定是尽职的代表。国代表有很多项法定的职权。真话都不敢讲、不会讲的代表是绝对不会行使更大的代表职权的。
在无官不贪买官盛行问题、上学看病买房新三座大山问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黄赌毒泛滥问题、信访制度骗人害人问题、劳教制度反动问题、反右文革“六四”法轮功等不能公开讨论问题、矿难频发问题、信仰自由问题、强占农民耕地问题、强撤农民和居民房屋问题、新闻言论制问题、结社游行示威管制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司法问题腐败问题、行政违法问题、反腐作秀问题、村民居民不能自治问题、直选人大代表普遍违法问题、党政不分问题、党务政务不公开问题、党权政权黑化匪化等等问题上，你们行使过询问、约见、直问、视察、批评、反对、罢免等项法定职权吗？
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正气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弱者、连身价显赫的强者，遇到不应有的麻烦时，可以找哪个部门或哪个人讲理？
我们社会是讲理好办事还是讲权和钱才好办事？
四、你们有底气讲能连任吗？
我认识的一些前国代表中，多讲一些真话的都没能连任。
代表人民讲真话而不能连任，这实质是政治恐怖。
生活在一个政治恐怖的国家，有良知的人是不心甘的。
你们还有近一年的履职时间，若你们知道自己不能连任了，可不可以大胆地讲一年真话呢？若你们能连任，可不可把能讲真话的空间扩大些呢？特别是把讲真话、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代表正气的各级人大代表能公开、公平和依法竞选连任的制度建立起来呢？
此致
敬礼！
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
姚立法 （13986935587）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4/200704080410.shtml
(博讯2007年4月08日 首发)
吴邦国、胡锦涛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不发生比“六四”等更重大的政治事件情况下，你们出席本次例会，应是本届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在你们即将届满前夕，我想就以下四个问题，和你们谈谈心。
一、领导人大代表选举的中共党内有象样的民主选举吗？
只要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的横幅、标语就从城市到乡村铺天盖地。
《选举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得很明确，“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我不知道哪部法律的条款规定，必须“加强党”对选举机构、选举工作“的领导”。没有法律授权的领导，实质是非法领导，这如何彰显法治理念？
再从另一方面谈。我认为中共党内的民主选举状况很差，差到中共关于党内民主选举支部、总支和党委的很不民主的规定，在党内选举中并不能真正做到。
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来势迅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铁律。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僚特权制已无藏身余地。
中共党内民主的现状，实际上成了阻碍发展国家民主的拦路虎。你们不做些改善或改变中共党内民主现状的实事，死后都要遭人骂的！
二、你们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合法吗？
我认为你们的代表资格不合法，理由很简单。
你们是由省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港、澳、台、军队的代表除外）。
省级代表是由设区的市或省级直管（不设区的）市的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
设区的市的代表是由区、县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的。
区、县级的代表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因为全国各区、县51%以上由选民直选的人大代表是非法选举产生的，所以你们国代表的代表资格当然是非法的。
按照现行《选举法》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选举法实施办法》，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程序和环节主要有：选举机构的产生、选区的划分、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的分配、选民名单登记和公布、初步代表候选人的产生、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和计票、公布选举结果。
问题一，选举机构的产生不公正、不合法。
全国2862个作为选举机构的区、县级选举委员会，51%以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是正式代表候选人的占到51%以上，而且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100%的是正式代表候选人。
自己领导选民选自己，这样的选举公正性从何谈起？
选举机构的末端，选民小组组长、副组长全国有近千万人，有几个组长、副组长是真正依法“由选民推选”产生的？
关于如何进行“推选”，选举的法律、立法解释、法规、各级选举文件及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和选举委员会主任的讲话中，关于“推选”该如何操作有只言片语吗？
如果不依法组织选民“推选”组长、副组长，那么该负什么法律责任，有规定吗？
选民被剥夺组长或是副组长的法定“推选”权后，有法律支持选民讨回这权利吗？
选举机构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公正性，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公正性在哪里？
问题二，全国2862个选举委员会在分配代表名额时，全是违法进行的。
选举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即如果农村每四千人选一名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大代表，镇每一千人就可以选一名代表。简称4比1）。
上述法律规定，与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相悖。在法律上把农民视为低等公民的国家，除了中国，世界上不知还有谁？
上述违宪的法律，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农民的选举权还要打很大很大（有的大到200比1而非5比1或6比1）的折扣，且农民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起诉违法分配代表名额的人大常委会。
问题三，初步代表候选人提名权被控制。
基层人大代表直选近30年了，不知道自己有提名权和被提名权的选民，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法律和人为的原因，选民不能也没有行使过此项权利的人数以亿计。
刚结束的2006年和正在进行的2007年的区、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全国各地不少独立候选人连领到提名表的权利都没有。这比1949年前中国不公正不民主的国大代表、省、县参议员和乡长直选相差十万八千里。
问题四，每一个选区的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权，依法本是各选区内选民的，而实际却不是。
全国近百万名区、县级“当选”的人大代表中，有几个不是中共的基层组织提名和认可的？这近百万名的“当选”代表是根据选区内“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的有几人？
《选举法》关于正式代表候选人确定的过程，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选举法》没有赋予选民有权诉讼非法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的权利——是中国基层非法直选的关键原因之一。
法谚道，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就等于没有权利。中国九亿选民的选举权是典型的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中国九亿选民从法理上从实际上当然是没有了真正的选举权。
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基本的也是最大的人权——选举权，这个国家有何脸面？！这个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不是历史的罪人还能是什么？
问题五，在全国，投票、计票过程公开、公正、合法的选区打着灯笼也难找。
选民、正式候选人、独立候选人、记者、民间组织和非中共的党派等能关注和监督投票、计票的过程吗？几乎不可能。
我们不说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从“票箱里跳出来的”担任过县级人大代表的姚立法、吕邦列、曾建余、姚少凡、张华拥等争取连任时以及支持他们的人被警方多次、长时间控制。2006年进行的和2007年正在进行中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有中共中宣部主管的各级媒体的报道吗？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不见自称唱响“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主旋律媒体的报道，本身不就很可耻吗？
三、你们代表人民讲真话了吗？
我认为你们很多人没有讲也不敢讲真话。
代表人民讲了真话的代表也不一定是尽职的代表。国代表有很多项法定的职权。真话都不敢讲、不会讲的代表是绝对不会行使更大的代表职权的。
在无官不贪买官盛行问题、上学看病买房新三座大山问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问题、黄赌毒泛滥问题、信访制度骗人害人问题、劳教制度反动问题、反右文革“六四”法轮功等不能公开讨论问题、矿难频发问题、信仰自由问题、强占农民耕地问题、强撤农民和居民房屋问题、新闻言论制问题、结社游行示威管制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司法问题腐败问题、行政违法问题、反腐作秀问题、村民居民不能自治问题、直选人大代表普遍违法问题、党政不分问题、党务政务不公开问题、党权政权黑化匪化等等问题上，你们行使过询问、约见、直问、视察、批评、反对、罢免等项法定职权吗？
我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正气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希望在哪里？
我们社会的弱者、连身价显赫的强者，遇到不应有的麻烦时，可以找哪个部门或哪个人讲理？
我们社会是讲理好办事还是讲权和钱才好办事？
四、你们有底气讲能连任吗？
我认识的一些前国代表中，多讲一些真话的都没能连任。
代表人民讲真话而不能连任，这实质是政治恐怖。
生活在一个政治恐怖的国家，有良知的人是不心甘的。
你们还有近一年的履职时间，若你们知道自己不能连任了，可不可以大胆地讲一年真话呢？若你们能连任，可不可把能讲真话的空间扩大些呢？特别是把讲真话、代表人民、代表正义、代表正气的各级人大代表能公开、公平和依法竞选连任的制度建立起来呢？
此致
敬礼！
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
姚立法 （13986935587）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4/200704080410.shtml
胡佳：2007年4月6日13点25分高智晟律师与胡佳的对话（录音）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7年04月07日03时22分 发布
2007年4月6日13点25分高智晟律师与胡佳的对话
高智晟律师冲破信息封锁 第一次公开坦言全家的困境
2007年4月6日下午13：25，我的电话还是如往常一样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显示在上
面。接听之后，那边传来已经消失了8个月声音---高智晟律师的声音。他用一个偶然能打通的电话向我发出一封难以通过邮局送达的信件。这个电话，先后在软禁和旅行中的我等了近四个月，他也同样尝试拨打了几个月，尤其是在春节后的阶段。
高智晟首先属于他的家庭。为了保护家人，在屈辱忍耐了近4个月之后，高智晟律师忍无可忍地讲出他的遭遇。他希望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够脱离中共政法系统营造的人间地狱。有同样经过牢狱的朋友感慨：“高智晟回到家，不料结果把痛苦带回家。如果他在牢里，苦难就留在牢里。”是啊，他在法律上何罪之有，他的妻子儿女何罪之有。
从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被拘捕，到12月22日他回到家中，海内外都一位高智晟和他全家获得了相当的自由。而实际上，就在不久前，有人去探访高家还看到大量的便衣人员游弋在小区外、楼前，布满在楼道里。目击者也看到高智晟腿上因为长时间刑讯时留下的伤痕。高家时时被监控着，想要采访他妻子的海外记者也被无理阻挠。
这些高智晟律师的话语公开之后，他和家人会受到政法系统的报复，也许他的妻子耿和与女儿格格还是逃不过被辱骂和殴打的命运，高智晟本人也可能面临再次入狱。营救高智晟一家的努力没有结束，第二阶段才刚刚开始，高家四口人离真正的自由还想去遥远。我们该为高智晟律师一家做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的普通人可以自己走过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7单元，抬头看一看这个单元，抬头看一看周围的便衣，见证这一切，为法律和历史做一个证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语言和通讯方式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北京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对高家的欺凌。我们要让海内外的人权机构和国际媒体调查“高智晟案件”中的所有真相。而且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从中共中央政法委到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和国家安全系统，所有真正牵涉到高智晟案件中侵犯过人权的相关责任人，那些为打击民间维权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主子”和“鹰犬”们，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会被公众知晓，你们每个人在中间做过的罪行都会记述，并受到谴责乃至审判。
胡佳
2007年4月6日 于BOBO自由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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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Radio Free Asia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4/06/gao/
高智晟家中坐牢 致电外界打开黑箱内幕
2007.04.06
(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对这篇报道的看法)
去年十二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后释放的北京人权律师高智晟，星期五致电胡佳，讲述被捕后引起外界诸多揣测的内情，以及获释后却仍过着牢狱般生活的情况。当事人授权本台发表对话录音。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下载声音文件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7/04/06/m0406-dxd.mp3
图片：高智晟在晟智律师事务所内（法新社）
高智晟律师去年年底获释回家后至今近四个月，外界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声音，甚至关系密切的胡佳，星期五下午接到高律师电话是也是非常惊讶，通话中高智晟说， 一家人至今被严密看守、威胁、以及截断了所有与外界通讯，是非常偶然的机会才能打通电话：
“我们现在全家就像被捂在一个盖子里面，写了几次信都发不到你手上，跟外面所有电话都打不通。现在就是要置我们全家于死地！我难过的就是这一方面。如果说我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惹怒了中共，但是老婆和孩子有什么罪呢？要么你把我投入监狱，你现在把我的家变成监狱，让全家人跟着受罪这怎么行呢？（现在在你家外面加上楼道里有多少人？）每天不低于一百多人，四周都是，他们甚至支了小摊儿卖菜卖水果。古玩城停车场停了他们超过十辆车，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高智晟被判煽动颠覆国家罪罪成，判刑三年，五年的缓刑后，引起各方揣测。对于当局判决中称他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立功获得轻判的说法，以及由此引发外界一些对他人格的怀疑和批评，
高智晟做出了自辩：“他现在把我从监狱关到家里面，实际上彻底转移了国际的视线，好像他已经放了我。准备宣判之前还是说高于六年刑期，十二月十三号还是这样跟我谈。十二月二十二号突然开庭的时候说控方有新的证据出现，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了高智晟重大立功表现，说我揭露了范亚峰、滕彪，许志勇等人的犯罪证据。法律上构成重大立功表现的不是他这样认定的，而是我揭露的人已经被判了刑，有生效的裁决，这是一个钥匙的判定标准。现在所有批判就指向了我们出卖谁，这简直是扯淡，我们能出卖谁？哪些人跟我打交道过程中给了可以出卖的东西呢？没有一个人跟我打交道中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出卖’被抓捕。 这些方面我也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有过多的计较。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灵魂我们自己了解。”
纸面上发生的是事实，但是背后发生了什么？我的所谓的公开声明换来了五千块钱的生活费给孩子，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官方没收的）合法收入
高智晟
高智晟去年8月在山东姐姐家被捕直到被判刑，外界甚至家人都只有一些由官方过滤或刻意传出的关于他的消息，其中主要的是一封由他写的称不要律师和外界介入的声明，其后也成为官方拒绝律师会见他的理由。高智晟星期五讲出这封信背后的故事：“纸面上发生的是事实，但是背后发生了什么？我的所谓的公开声明换来了五千块钱的生活费给孩子，而那些钱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官方没收的）合法收入。”
高智晟还讲述了他从被抓捕到审判过程中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从八月 15日到12月 22日，我的名字被改为815，整个审讯过程中任何人不能问我的姓名。 我总共被关押129天，其中被扣住双手的时间是600小时，被固定在特定铁椅子上达 590 多小时（一次最多超过一100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为590 多小时，被强制盘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过的时间800 小时左右，被强制擦铺板超过390 小时，
交由同监的囚犯强制执行。另一方面长期拿我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老家亲人作人质，公然对他们持续精神折磨，以彻底毁掉我孩子的前程、及我妻子两大家庭所有亲属的生存条件为威逼。我没有足够的道德资格对妻子和孩子见死不救。11 月 29 号，双方同意在技术层面上寻求妥协局，配合他们导演的摄像过程几十次，诸如声明自己 ‘自愿’认罪，‘自愿’写公开声明及‘重做笔录等过程。129 日时间，警方所谓预审时间最长，检察院从介入到起诉仅仅8个工作日。开庭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公开审讯。开庭时动用的警察警车难以计数。”
星期五记者不断拨打高智晟用来致电胡佳的号码，一直无法再接通。
一直致力于协助基层民众维权，从05年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到其后发起抗议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全国接力绝食活动，成为中国维权标志性人物的同时，也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Friday, April 6, 2007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采访反映河北村民输血染爱之病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采访反映河北村民输血染爱之病
● 李气虹(早报网 广州特派员)
李气虹（摄）
反映安徽省阜阳爱之病孤儿生活的记录片《颖州的孩子》，上月获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显示中国爱之病问题受到世人关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也用自己的摄像机，采访了河北省邢台因医院输血而集体感染爱之病的村民，反映他们通过司法途径向医院追讨公道的经过，记录了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成长及所遭遇的障碍。
2005年12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的陪同下，艾晓明动身前往邢台地区了解情况，之后又去了六次。王克勤之前曾三次前往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及武安市等地采访，报道了成千上万村民因在医院输血而感染爱之病的“人祸”。
邢台地区经济落后；据河北省卫生厅资料显示，1989年该省发现第一位爱之病感染者就来自邢台市；1995年又发现因输血感染情况，感染者和病人高度集中，占该省感染者总数的80%，感染时间也相近。到1995年前后，感染者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甚至出现集体死亡现象。
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村民刘显红（33岁），就是其中一位感染者。1995年，她因为生女儿而在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输了一次血，不幸感染了爱之病病毒。2005年，她和儿子朱孟昌被验出感染了病毒，丈夫和女儿则未受感染。刘显红和丈夫一度到医院讨说法，但被医院人员和保安打伤。
另一位住在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的越战退伍军人张记录，1997年妻子因分娩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血800毫升而感染病毒，2003年病发死亡，年仅34岁；祸不单行，他们的女儿甜甜（化名）也因母婴传播而感染爱之病病毒。
刘显红和张记录来自沙河市两个普通家庭，爱之病不单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还倍受社会歧视。在邢台血站宣传保卫科工作人员李黔冀和一群律师帮助下，刘、张和几位感染者家属成立了关爱小组，到北京上访和向社会公众诉说受害情况，并将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
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熄是邢台市市长，而显德汪医院附属于邢台市矿业集团。刘显红和张记录等人的法律维权道路，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和崎岖。艾晓明进村拍摄，很快被受害村民视为社会援助力量。
艾晓明说：“农民除了信仰法律，可说一无所有。要人没人（不是父母双亡，就是丧夫丧妻的，或失去经济支柱，一个母亲养四个孩子），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要钱没钱（他们无法打工），他们是弱势群体。”
2003年初，中国卫生部确认沙河市为全国首批51个爱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并指示河北省卫生厅介入调查。到该年11月，邢台市已发现63人感染爱之病病毒，疫情扩及八个县市区，单在2003年已知的感染者就有20人。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压力下，沙河市政府终于同意一次过补偿每位受害感染者两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000新元），以及每月提供500元的医疗救济费。
但邢台市政府在去年10月、12月1日国际爱之病日及今年3月8日妇女节，三度到广州要求艾晓明不要公开放映所拍摄的纪录片，“以免影响邢台招商引资”，还表示纪录片的内容会“影响政府帮助村民的热情”。
艾晓明认为，政府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职责，不是靠热情。不能以一种长官意志，把司法变成政府的工具。她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法院的取证程序并不保护农民，法院往往以证据不全为由而判农民败诉。“如果政府听之任之，农民打不赢官司，因为医院拒绝出示病历，农民就拿不到证据。”
艾晓明透露，关爱小组一度被地方政府定为“非法组织”，而受到监视。“他们的传统思维是只要针对政府，批评也好，监督也罢，就是颠覆、威胁，对待威胁，就是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政府这样的思路是很有问题的，它的角色是错位的。老把老百姓的声音翻译成对抗，这是跟今天的公民社会对立的。”
当本报记者要求拍照时，艾晓明拿起一份报纸，封面标题就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要让人民快乐，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批评政府”。艾晓明说：“我们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个条件。”
http://zaobao.com/zg/zg070407_508.html
● 李气虹(早报网 广州特派员)
李气虹（摄）
反映安徽省阜阳爱之病孤儿生活的记录片《颖州的孩子》，上月获得奥斯卡最佳记录短片奖，显示中国爱之病问题受到世人关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也用自己的摄像机，采访了河北省邢台因医院输血而集体感染爱之病的村民，反映他们通过司法途径向医院追讨公道的经过，记录了中国大陆公民社会的成长及所遭遇的障碍。
2005年12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的陪同下，艾晓明动身前往邢台地区了解情况，之后又去了六次。王克勤之前曾三次前往邢台市所辖的桥西区、桥东区、巨鹿县、沙河市、威县、柏乡县、邢台县、宁晋县、广宗县、平乡县、任县及武安市等地采访，报道了成千上万村民因在医院输血而感染爱之病的“人祸”。
邢台地区经济落后；据河北省卫生厅资料显示，1989年该省发现第一位爱之病感染者就来自邢台市；1995年又发现因输血感染情况，感染者和病人高度集中，占该省感染者总数的80%，感染时间也相近。到1995年前后，感染者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甚至出现集体死亡现象。
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村民刘显红（33岁），就是其中一位感染者。1995年，她因为生女儿而在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输了一次血，不幸感染了爱之病病毒。2005年，她和儿子朱孟昌被验出感染了病毒，丈夫和女儿则未受感染。刘显红和丈夫一度到医院讨说法，但被医院人员和保安打伤。
另一位住在邢台市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的越战退伍军人张记录，1997年妻子因分娩在沙河市康泰医院输血800毫升而感染病毒，2003年病发死亡，年仅34岁；祸不单行，他们的女儿甜甜（化名）也因母婴传播而感染爱之病病毒。
刘显红和张记录来自沙河市两个普通家庭，爱之病不单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还倍受社会歧视。在邢台血站宣传保卫科工作人员李黔冀和一群律师帮助下，刘、张和几位感染者家属成立了关爱小组，到北京上访和向社会公众诉说受害情况，并将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
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熄是邢台市市长，而显德汪医院附属于邢台市矿业集团。刘显红和张记录等人的法律维权道路，从一开始就显得艰难和崎岖。艾晓明进村拍摄，很快被受害村民视为社会援助力量。
艾晓明说：“农民除了信仰法律，可说一无所有。要人没人（不是父母双亡，就是丧夫丧妻的，或失去经济支柱，一个母亲养四个孩子），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要钱没钱（他们无法打工），他们是弱势群体。”
2003年初，中国卫生部确认沙河市为全国首批51个爱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并指示河北省卫生厅介入调查。到该年11月，邢台市已发现63人感染爱之病病毒，疫情扩及八个县市区，单在2003年已知的感染者就有20人。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压力下，沙河市政府终于同意一次过补偿每位受害感染者两万元（人民币，下同，约4000新元），以及每月提供500元的医疗救济费。
但邢台市政府在去年10月、12月1日国际爱之病日及今年3月8日妇女节，三度到广州要求艾晓明不要公开放映所拍摄的纪录片，“以免影响邢台招商引资”，还表示纪录片的内容会“影响政府帮助村民的热情”。
艾晓明认为，政府维护人民的利益是职责，不是靠热情。不能以一种长官意志，把司法变成政府的工具。她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法院的取证程序并不保护农民，法院往往以证据不全为由而判农民败诉。“如果政府听之任之，农民打不赢官司，因为医院拒绝出示病历，农民就拿不到证据。”
艾晓明透露，关爱小组一度被地方政府定为“非法组织”，而受到监视。“他们的传统思维是只要针对政府，批评也好，监督也罢，就是颠覆、威胁，对待威胁，就是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政府这样的思路是很有问题的，它的角色是错位的。老把老百姓的声音翻译成对抗，这是跟今天的公民社会对立的。”
当本报记者要求拍照时，艾晓明拿起一份报纸，封面标题就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要让人民快乐，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批评政府”。艾晓明说：“我们就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这个条件。”
http://zaobao.com/zg/zg070407_508.html
Thursday, March 29, 2007
高耀洁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
(博讯2007年3月22日 转载)
3月20日，被誉为“中国民间抗爱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师生和学者介绍在中国因为卖血导致爱滋病蔓延的问题。
高耀洁医生通过幻灯片向哥大学者介绍了中国的血浆经济，其中包括在2004年拍摄到的血站照片。高耀洁说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卖血和输血感染，有人对500对夫妇做过调查，一方有爱滋病，另一方感染的还不到9%.对于一些人故意引导人们误以为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性和吸毒造成的，高耀洁说有些专家的人格低下，不配称为专家。而有人在发艾滋财。曾经有避孕套厂长请她出面做宣传，她说我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说目前中国爱滋病防治的主要问题是，卖血转入地下，夜里12点到早上6点，人们拥挤的排队等待采血，天一亮都撤走。高昂的利润，巨大的需求缺口，使卖血称为全国性的。农民卖800毫升血才拿到80块钱，相当于10美元，而在临床上用100cc血就是100块钱。照片上的青壮年伸出胳膊，上面是豆大的反复抽血的痕迹，原来的卖血时间间隔应该是半个月，但是现在有的人天天卖血，还有人甚至一天卖两次血。
还有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爱滋病缺乏了解，救助不普遍。就高耀洁自己的调查，在其他省份比河南严重的多。人们知道河南是因为她在嚷嚷了11年，河南卖血还是从山西学的。她亲自租车走访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发现卖血非常严重。高耀洁用自己的积蓄和在国际上获得的奖金印发小册子让农民阅读，给他们买方便面。农民说早知道卖血会得这个病，打死也不会去卖。
另外宣传防治爱滋病，跟农民接触非常困难。一是农民得了爱滋病受到歧视，不敢承认，你送给他东西，拿衣服，拿方便面， 他才会答理你； 二是村干部把守的很严，村干部悬赏500块钱让村民举报高耀洁进村的消息，其他陌生人去了，举报的奖励是50块。
高耀洁还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与来访的美籍华人一起躲过当地民兵追捕的情节，有一次高耀洁一进村就感觉气氛不对，跟同行的人说：气候不对，我们走。这位美籍华人看看天不像要下雨的样子还不肯走，后来看到民兵追上来才醒悟，拚命让快开车，怕被追上揍一顿。高耀洁说，她就不去政府控制的38个艾滋村，而是专门去政府不知道的地方，回来以后再把照片公布在部落格上。 她说，因为这样下去中华民族不得了。
2004年以后对她的监控越来越甚，到出国前更严重。但是到出国前两天又好了，说是叫她建立基金会，出来跟大家要钱。
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黎安友认为：“ 高耀洁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而且她非常关心人，充满爱心。”谈到解决中国爱滋病问题的关键，黎安友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透明度。要把信息传播给每一个人知道，这样的话他才能知道主动的防治。”
高耀洁医生这次几经周折，得以从中国来美国，是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领取“生命之音”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当地时间3月21日晚六点，她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向公众介绍中国爱滋病问题的情况。
世纪论坛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221207.shtml
3月20日，被誉为“中国民间抗爱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应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师生和学者介绍在中国因为卖血导致爱滋病蔓延的问题。
高耀洁医生通过幻灯片向哥大学者介绍了中国的血浆经济，其中包括在2004年拍摄到的血站照片。高耀洁说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卖血和输血感染，有人对500对夫妇做过调查，一方有爱滋病，另一方感染的还不到9%.对于一些人故意引导人们误以为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性和吸毒造成的，高耀洁说有些专家的人格低下，不配称为专家。而有人在发艾滋财。曾经有避孕套厂长请她出面做宣传，她说我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说目前中国爱滋病防治的主要问题是，卖血转入地下，夜里12点到早上6点，人们拥挤的排队等待采血，天一亮都撤走。高昂的利润，巨大的需求缺口，使卖血称为全国性的。农民卖800毫升血才拿到80块钱，相当于10美元，而在临床上用100cc血就是100块钱。照片上的青壮年伸出胳膊，上面是豆大的反复抽血的痕迹，原来的卖血时间间隔应该是半个月，但是现在有的人天天卖血，还有人甚至一天卖两次血。
还有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爱滋病缺乏了解，救助不普遍。就高耀洁自己的调查，在其他省份比河南严重的多。人们知道河南是因为她在嚷嚷了11年，河南卖血还是从山西学的。她亲自租车走访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发现卖血非常严重。高耀洁用自己的积蓄和在国际上获得的奖金印发小册子让农民阅读，给他们买方便面。农民说早知道卖血会得这个病，打死也不会去卖。
另外宣传防治爱滋病，跟农民接触非常困难。一是农民得了爱滋病受到歧视，不敢承认，你送给他东西，拿衣服，拿方便面， 他才会答理你； 二是村干部把守的很严，村干部悬赏500块钱让村民举报高耀洁进村的消息，其他陌生人去了，举报的奖励是50块。
高耀洁还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与来访的美籍华人一起躲过当地民兵追捕的情节，有一次高耀洁一进村就感觉气氛不对，跟同行的人说：气候不对，我们走。这位美籍华人看看天不像要下雨的样子还不肯走，后来看到民兵追上来才醒悟，拚命让快开车，怕被追上揍一顿。高耀洁说，她就不去政府控制的38个艾滋村，而是专门去政府不知道的地方，回来以后再把照片公布在部落格上。 她说，因为这样下去中华民族不得了。
2004年以后对她的监控越来越甚，到出国前更严重。但是到出国前两天又好了，说是叫她建立基金会，出来跟大家要钱。
哥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黎安友认为：“ 高耀洁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而且她非常关心人，充满爱心。”谈到解决中国爱滋病问题的关键，黎安友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透明度。要把信息传播给每一个人知道，这样的话他才能知道主动的防治。”
高耀洁医生这次几经周折，得以从中国来美国，是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领取“生命之音”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当地时间3月21日晚六点，她应邀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向公众介绍中国爱滋病问题的情况。
世纪论坛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221207.shtml
希拉里会见高耀洁：你这两天在忙什么？(图)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赴美领取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前美国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该组织的名誉主席之一。颁奖典礼前，她专门接见了高耀洁医生。（资料图片）
希拉里会见高耀洁：你这两天在忙什么？(图)
(博讯2007年3月21日 转载)
记者姜英爽报导／“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赴美领取“全球女性领袖”奖，披露中国艾滋病面临的严峻现实：“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
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跟我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就是王陇德副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
3月15日上午(当地时间3月14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80岁女医生高耀洁接受了世界妇女权利组织“生命之音(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的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来自五个国家共8位杰出人士获奖，其中有四位中国妇女：高耀洁、王行娟、谢丽华和郭建梅。
平生第一次出国领奖的高耀洁，惊动了中美高层。前美国第一夫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该组织的名誉主席之一。她说：“我觉得中国有这四位坚强的女性在这里得到承认是件非常好的事情。”颁奖典礼前，她专门接见了高耀洁医生。
今年80岁的高耀洁医生原是中国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主任医师。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艾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
美国当地时间3月18日清晨7点，在洛杉矶友人家小住的高耀洁老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越洋电话采访。
希拉里个别会见，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
记者：首先祝贺您这次获奖。这两天在忙什么？
高耀洁：他们(会议组织者)给我建立了一个健康档案，帮我买了一份保险，正在给我在一座大医院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
记者：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高耀洁：这两天记者的采访一拨一拨的，够累的，我的声音都有点嘶哑了。检查结果现在还不知道，检查可细(致)可细(致)，跟中国医生一点都不一样，要是我在这里看病，可急死了。
记者：您80岁了，还是这么急性子啊。在美国这些天，是怎么安排的？
高耀洁：来到之后休息了几天，然后就是去华盛顿领奖，开了一个发布会，各个方面的会见，国务卿和夫人会见，希拉里也是个别会见了我，然后就是采访，我都不知道见了多少个电台、电视台。接下来我检查完身体，就要去我妹妹家住几天。她已经在美国定居了。
记者：您跟希拉里见面的时候，谈了些什么？
高耀洁：这个人很家常，我们都坐在沙发上，一开始她就问我的工作，问我在美国习惯不习惯。我看她还是不像大家评论的那个样子(强悍)，她很同意我在防艾工作上的一些看法，包括提倡性道德、洁身自好等等。我还跟她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情况，她对中国情况很了解，是个中国通。
记者：您有没有表示对她的感谢？
高耀洁：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说谢谢你的信，才能让我来到这里。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她亲自把我送出来。
卫生部副部长来看我，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记者：您80岁高龄了，还有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这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高耀洁：我80岁了，还能跑到北京上海的大学去讲演，证明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这次到美国来领奖没有奖金，但是待遇非常好，也有很多人捐款被我拒绝了。连机票都是头等舱，组织也很隆重。
记者：您在经历了这么多艰难之后，站在领奖台上，是什么样的心情？
高耀洁：发奖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我在台上的表情，我心情非常复杂。一个是非常乱，另一个我也很高兴。现在中国比过去开明，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能亲自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中国一个进步。我能来到美国，落实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也落实了和谐社会，现在国家更民主，有人提意见可以接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我来美国之前的2月23日晚上，卫生部主管艾滋病的副部长王陇德来看我了，我们在谈话中间，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如果这三个问题能落实的话，就是中国艾滋病人的幸福，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
第一就是王陇德部长承认，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传播”，卖血和输血导致的；我并不否认有‘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母婴传播’。看来现在是‘母婴传播’比‘性传播’还多。但是主要是因为穷，卖血，因为有病输血。第二个他承认宣传力度不够，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医学的学生，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打电话向卫生部求救，卫生部后来派人给他检查，却发现他得了恐艾症。他都学了四年医学了，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何物，王副部长也觉得很奇怪；第三个，他承认救助不普遍，少数病人得到救治了，多数病人没有得到。他们不敢暴露身份。
记者：你觉得高层已经知道中国艾滋病面临的严峻现实？
高耀洁：对。我当时就和王陇德说，我老婆子80了，就图一句真话，如果都像你这样说话的，就真的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这个王陇德是我近年来见过的几十个卫生官员里面态度最好、最诚恳的一个了。他是代表吴仪来的，承认这几条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能不能落实还让人担心，因为很多时候，上令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又反映不上去。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感谢希拉里的努力，感谢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不过我也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情况感到很沉重。
记者：您为自己感到骄傲吗？
高耀洁：压力很大。那天在记者会上我也说，我觉得我很惭愧，而且我是个失败者，我并没解决多大问题。我希望做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国家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传艾途径，主要是卖血。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
记者：有机会到美国，和国际组织、和一些人士接触，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
高耀洁：我觉得走出来对艾滋病人有好处，能把整个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告诉外界。中国的传染途径与外国不同，中国主要是卖血。我想公布事实，让更多人知道，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这个很重要。现在(国内)大家都只知道防治艾滋病要用避孕套。卖避孕套的可发了洋财了。我最想表达的是，中国如果这样卖血、这样输血下去，血液问题不能断绝，艾滋病继续传播，继续死人，孤儿不是继续增多吗？你光说“救孤儿”，救得了吗？你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艾滋病人能断绝吗？
记者：您觉得大家还是认为艾滋病主要是靠性传播的？
高耀洁：这是一种误解。现在各地还在卖血，比如你们广东。在2月份，1月份，山西和广东还有两个大的“黑血站”卖血。有人卖，就有人输。最近见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小孩2004年10月24日出生，2005年8月23日从沙发上摔下来，头上摔了个包。是个男孩子，(家里)比较娇，到医院去看，医院给他输了一袋“血小板”。到了9月1日，又给他输了一袋，孩子从这以后就发病了。2006年6月9日，这个孩子死了，得艾滋病死了。(这孩子才)十九个月。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妇女情况比他们更严重。第一，是剖腹产、子宫手术、宫外孕手术，输血感染比较多。我名片上有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aoyaojie)。在我那博客上，我老伴去世这半年，我收到因为妇科手术感染的四十多例，而且发生在一个县。还有人工流产，还有一个上(避孕)环出血也感染了……你们可以把博客上这些东西看看，看看这些情况。有一家四口人就感染三口，已经死掉一口了，都是艾滋病。如果中国不从治理血源着手，继续卖血继续输血，继续死人，艾滋病还会继续增多。这是民族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全民族的问题。
记者：您到美国去，也看到当地的艾滋病情况了，是吗？
高耀洁：对，我去看望了艾滋病组织，他们送给我好多小礼品，还有他们自己画的画，他们这边的艾滋病(人)跟正常的其他病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他们这边的病人主要是同性恋等性传播。他们还有杂志。把他们找到的无家可归的艾滋病人都收到一起，管吃管喝。一些情况好的还在那个组织做一般的事务性工作，帮助那些发病者，他们还建了一个面包房，卖面包赚钱，来养活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弄得挺好的，光是员工就400多人，规模特别大。
记者：中国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这个病。
高耀洁：大家都不肯承认自己有艾滋病。其实少林寺底下有三个乡都很严重。我去过一个居民点，38家，40多人都有(艾滋)病。一进村，我就发现一个女的在晒太阳，嘴巴都烂了，明显是有病，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好。她说没事，说不到三句话，就跑了。最后我给病人发方便面，她又歪歪扭扭来了，我说你不是没病吗？她说，“丑”！
南方都市报
Friday, March 16, 2007
中国艾滋病村: 我朱龙伟究竟身犯何法，为何被软禁？
(博讯2007年3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朱龙伟无非是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同胞们能够多活一天，活的更有意义一点，让我们周围少一些歧视，多一份关爱；为营造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而不懈的奋斗；我朱龙伟只不过不畏权贵，敢说真话而已。甚至有人会问你朱龙伟为什么与艾滋病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有什么企图？想从中捞什么"油水"？回答是：非也。我本人虽然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是， 我有其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没有经历过的痛苦，如：我父子两辈人艾滋病毒感染者28 人，目前已经死去12 人，至今存活下来的仅有16 人（当然也包括我的妻子及孩子），作为一个家庭今后的生存的艰辛你们可想而知了；这就是我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动力，这就是我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源泉，我毫不忌讳地说：在为这个群体服务或者说付出的同时，当然也是为我的家人（当然包括我的妻子与孩子）服务与付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你无法分得清哪是为自己，哪是为别人服务的，朋友你说哪？
但我来自最底层的组织，深知基层组织的需求，深深地了解甚受艾滋病折磨的痛苦，我有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5 年的经验及教训，我所处的社区或地区属于全省38 个高发区之一，更了解他们的需求，我朱龙伟作为受害人之一，我愿意为他们说话（当然也是为自己说话），我没有理由不代他们说真话、实话，因为我知道怎样代他们说话；说什么样的话；把该说的话说给谁听等等。
我朱龙伟前几年做的工作不赘述了，2006 年究竟干了些啥"勾当"哪？1 ，为两个受艾滋病影响家庭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作了检测、治疗，为一名儿童（王愉悦）成功心脏手术（感谢国际儿童希望- 助医工作部大力支持）2 ，为双庙村小学募捐T 恤衫600 多件（感谢上海爱的教育基金会的援助）；3 ，为官庄、门楼网、济渎池、赵庄等中学，雷屯、双庙小学及双庙村图书馆募捐各类图书1 万5000 余册，排球、篮球、足球等100 多枚（个）（由爱的教育基金会发起、组织捐赠的）各类学习用品不计其数（可以说整个双庙小学使用的笔、苯等学习用品都是我们柘城县艾滋病防治民间促进会供给的）4 ，为柘城县的艾滋病患者争取 70人次的保健药品，价值 2000元 /月 /人 ； 5，为全县艾滋病患者争取更换 891人的拉米夫丁抗病毒药物； 6，为双庙村募捐 5000余件旧衣物； 7，跟踪报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柘城县 CDC29人出国新、马、泰旅游，行程到昆明被国家相关部门追回，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几十万元； 8，揭露柘城县医药批发部出售"拉米夫定"事件，使绝大多数艾滋病人服用上了副作用小的抗病毒药物； 9，利用联合基金项目成功开展四期"药物依从性教育"培训，直接受益人群达 336人； 10， 2007年 1月 12日 接受英国《经济学家》周刊麦杰斯、周宇采访时说了一些"不应"说的话而已；。。。。。。。。。。，要列举我朱龙伟的罪我估计也不过就这些主要的，其他的"小事"记都记不起来，目前我实在是头大眼昏了，记不起来了，真的。
最初2007 年1 月16 日起被软禁，哪期间因为高耀杰老师也被软禁，我想怕我出去呼吁或者有什么举动，我估计是高抬我了，我哪有那能耐？接着就顺理成章地取消了我参加在桂林举办"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会议，可是，好事情成双，接下来就听说我接受英国《经济学家》记者采访在《参考消息 >> 上刊登了，省委书记异常气愤，于是乎我的电话就再也打不出去，当然也接不进来了，起初我天天给电话局打电话让来人修理，可是就是找不出毛病，修理人员说线路没问题，哪可能你的电话机坏了，于是就购买一部电话机，但是还是不通，那就继续修理，说实在的电话局也天天来人修理，真正没辙了，也就放弃了，紧接着电脑不能上网，即使有时能上网，察看邮件时都是乱码，重要信息也发不出去，邮件总是被退回，到了 2月中旬情况更糟糕，更本不能上网了，于是就找网通公司经理交涉，起初来人查找原因，结果没有查到，他们怀疑网卡坏了，于是我就去县城换网卡，网卡换成新的了，网通公司的人员在场，他们又怀疑交换器（毛子）坏了，于是我又去购买交换器，结果还是不能上网，这时他们又怀疑电话线老化了，于是有更换电话线，可是还是不能上网，于是我提出重新安装，按新用户安装宽带上网，这时网通公司请来了郑州市网通公司的负责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捣鼓的，直到 2007 年3 月14 日总算可以"正常"上网了，可是所有的邮件还是发不出去，还是被退回。
在这期间因为一直被软禁，所以无论外界捐赠的什么物品也无法（当然也包括药品、保健品）取回（一般都是通过物流公司托运到商丘物流公司），于是我就打电话给岗王乡乡长交涉，乡长说：你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让人替你取回来，于是我就把我的身份证交予了乡长，取回物品后，身份证就一直被扣，虽然索要多次，但是均以替我保存为由不给（直到今天仍未归还）。
春节过得挺愉快，因为天天有住村工作组的官员来我家对我进行慰问。
3 月15 日8 ：30 左右天下着小雨，今天没有人来我家监视，于是我就乘车到郑州准备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药物倡导"会议，由于当天他们没有看见我，于是家里像炸开了锅一样，公安、政府等各方人员追问我的下落，对我的家属施加压力，恐吓等，给我打电话问我在那儿，当我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县医院时，几班人马同时搜查，由于没有找到我，就打电话问我究竟在哪，如果胆敢外出"后果自负""到那时我们不是在这儿谈话了"等等，还由一公安电话问我是不是我真想"喝稀饭"等，我朱龙伟真的不知我罪犯何处？真的。
柘城县艾滋病防治民间促进会- 朱龙伟（草）
2007-3-16
受著者委托转发此文。
常坤
2007年3月16日
附录:
与艾滋病赛跑
“妈妈我恨你！”四岁半的孙蔚林对妈妈李喜阁说，“不是你，我还有姐姐。” 不知道是不是小女儿给了她勇气。
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37岁的李喜阁走到了CCTV新闻会客厅栏目的镜头前，公开自己的身份——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
李喜阁是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第一个这样做的艾滋病患者。“我要让大家知道我的事，这也许会对别人有帮助。”她说。
中国目前有愈84万人感染艾滋病，他们都需要帮助。中国还确定在未来5年将艾滋病感染者控制在150万人以内。
这是一场跟艾滋病的赛跑，是一场输不起的生死时速。
李喜阁说，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都了解艾滋病。两个故事
孙蔚林曾经有一个姐姐。这个名叫孙迎晨的女孩一直不停地生病，不停地上医院，但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能确诊。2004年8月12日下午，孙迎晨被确诊为艾滋病晚期，一天后，这个刚刚过完9岁生日不久的小女孩就离开了人世。
噩耗接踵而至。在排查孙迎晨传染病因时，医生给李喜阁也做了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发现她已经感染艾滋病毒。小女儿孙蔚林未能幸免，检测结果也呈阳*。
“当时我根本无法承受。我刚死了大女儿，老婆和小女儿也像判了死刑。” 李喜阁的丈夫孙健峰说。他今年38岁，经检测没有感染。
李喜阁想不出来，自己怎么会得上艾滋病，两个女儿又怎么会感染？李喜阁突然回忆起自己在1995年6月22日生大女儿孙迎晨时，由于剖腹产输了血。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李喜阁和孙健峰夫妇回访了商丘市宁陵县妇幼保健医院和其他当时一起住院做剖腹产的妇女。尽管医院遮遮掩掩，但李喜阁夫妇调查发现，当时十多个同时生产接受输血的产妇，已经造成29人交叉感染艾滋病。
“从孕妇到孩子再到丈夫。”李喜阁对本报记者说，“如果我早知道我得上了艾滋病，我绝不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孙蔚林失去了姐姐，也失去了惟一忠实的玩伴。
在她父母四处奔走调查事实原因的时候，她家一家四口三人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很快传出。邻居的孩子躲着孙蔚林，她上了两年幼儿园再也不能去了。
那时候孙蔚林只有三岁。她从妈妈那里听到了“艾滋病”这个词，她对这个词的真切理解就是，妈妈得了这个病所以姐姐病了，然后姐姐没了。现在自己也得了这个病，只能待在家里，没有人可以一起玩。
终于，有一天孙蔚林向李喜阁说：“妈妈我恨你……我要去幼儿园！”这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跳着脚重复着。
“谁让我们家破人亡？”在以后的日子里孙健峰不断地问自己。
1994年河南爆发艾滋病后，1995年3月，国家卫生部明令全国各医院严格把关采血输血过程，特别在输血前要保证检验血源是否含有艾滋病病毒。但是一些地方医院显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操作，所以孙健峰的妻女才会感染。
在和医院交涉无果后，孙健峰开始面对一个现实：该怎么让这个家生活下去。妻子和女儿出现发病的迹象，随时需要有人照顾。他原来上班的高速公路队也有了关于他的流言，他发现很难工作下去，即使自己再努力。曾经3000多元的工资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现在孙健峰却不得不放弃。
幸运的是，李喜阁原来在宁陵县集邮公司工作，在得知李喜阁病情后，公司给她安排了较为轻松的工作，让她以治病为主，每月1200元工资照发。李喜阁开始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根据卫生部在2003年12月1日出台的“四免一关怀政策”，李喜阁得到了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
李喜阁只是中国84万艾滋病人中的一例。她的河南老乡朱龙伟也有相似的经历。
朱龙伟是家住河南商丘双庙村的农民。他的妻子在2002年7月时由于误入了当地的非法采血站感染艾滋病。2003年妻子发病后，朱龙伟倾其家产为妻子看病。“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连田里的树都砍了卖了。”43岁的朱龙伟说，“现在还欠下1万多元钱。”
2004年，双庙村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朱龙伟明显感觉到自己压力轻了许多。“我妻子得到免费治疗，家里难以承担的开销减轻了。治疗后妻子体力有所恢复，可以下地干些活。妻子得到每月40元的民政补助，对生活略有帮助。”
在自家的生活开始有了着落之后，朱龙伟试图去帮助更多的人。
根据2003年的相关统计，双庙村近3000人中，有25%感染了艾滋病。双庙村被周围的村称为“瘟庄”。亲戚断绝来往，邻居不串门。朱龙伟很难受。在妻子患病之后，他了解到了艾滋病传播的方式，正常的交往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危险。“越不了解，越怕，才越危险。”朱龙伟说。事实上，当时村里很多家庭内部发生了交叉感染，这都源于大家对艾滋病只怕，而不了解。
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他自己通过安全的方式并没有传染艾滋病。他要让大家了解事实。此后朱龙伟开始奔走于各家宣传艾滋病的预防治疗知识。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奔忙，后来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家属加入到他的行列，现在已经发展成有几十人的志愿宣传小组。“大家不害怕了，亲戚们又开始走动了，邻居们又串门。”朱龙伟说的时候，低声笑了。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艾滋病感染蔓延的势头得以控制，今年在双庙村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占全村人口总比例的约13%。
双庙村是中国与艾滋病斗争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份，卫生部长高强公布的一组数据说，目前，全国抗病毒治疗范围已覆盖18个省（区、市）、88个地（市）、292个县（区），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试点已推广到15个省（区）的85个县市，自愿参加艾滋病咨询服务的已扩展到全国31个省（区、市）的1973个县（区）。高强说，已经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抗击艾滋病的良好环境。
但朱龙伟还有沉重的经济压力。目前国家只解决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但对于艾滋病人必须的一年两次的病毒载体检查共6000多元的治疗费还需个人负担。“这几乎抵消了一家全年的所有收入。日子还是紧得很。”朱龙伟说。
“我觉得国家如果再加大力度，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更彻底，效果会更好。”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农村基层医疗人员素质较低，他们很多人不比艾滋病人家属了解得多。”一个未来
朱龙伟关心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卫生界人士所忧虑的。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专业医生兼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可医生说：“目前中国艾滋病治疗的最大挑战来自我们缺乏足够的艾滋病专业治疗队伍。”
张可说：“资金和药品，国家有能力解决并且现在也在逐步推进，但是艾滋病专业医疗人员的缺乏，使中国在应对迅速膨胀的艾滋病患者时表现得准备不足。”另外，据张说，艾滋病专业医生培训难度大，要求高，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耐心，这些是难以在短时间形成足够艾滋病专业医疗人员的其他客观因素。
张可所在的佑安医院是中国少数有艾滋病专门门诊的医院。从1994年到现在，他们培养了一支十几人的艾滋病专业治疗组，但是业务非常熟练的也就几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优秀的艾滋病治疗医生也就几十人，这相对于中国近一百万的艾滋病患者而言微乎其微。
“5到10年我们才能培养相当规模的艾滋病专业治疗队伍。”张可说。
张可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孙蔚林的免费顾问医师，他密切关注着孙蔚林的情况：“这半年内孙蔚林还要好好观察。5岁对她来说是一关。因为3-5岁是儿童艾滋病急*进行期，这期间儿童极易死亡。8-9岁是慢*进行期，还很容易发病。”
儿童是中国艾滋病治疗面临的一大困难。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刚刚推广，儿童艾滋病的防治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美国的克林顿基金最近在中国部分地区帮助开展儿童艾滋病的药物治疗。
“中国的药物治疗，目前除了继续推进自主研发外，应该加大对于取得国外抗病毒药物专利的仿制。”张可说。因为通常开发一种新药的周期在5到10年，时间、技术都会成为限制。“但是最终战胜艾滋病我们还要等到疫苗的问世，这是一个世界*的课题。”
12月3日，100多位中外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专家在北京召开讨论会，探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的新策略和新方法。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称，如果不及时控制，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的感染人数可能会达到1000万。根据中国目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按照WHO的估算标准已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为84万。卫生部副部长黄浩夫说：“我们中国的目标，从卫生部的态度来说，在2010年控制在150万是乐观的，同时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负责人霍夫说：“最近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公民已经了解了HIV的感染途径，知道怎么样不受到HIV的感染。但是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信息，该让他们更加了解病毒传播的情况，这是根本所在。”
黄洁夫赞同霍夫的说法。他说：“现在重要的是，希望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知道艾滋病的情况，了解的更多，是怎么样传播的，是怎么样通过人的自身的行为和公众的行为可以预防的。”
而喜阁母女正在和艾滋病赛跑。孙健峰则没有想过未来会怎么样：“我想不了那么远，我希望让她们的每一天过得快乐。”
“孩子最近头上起了带状疱疹，一个晚上哭醒好几回。我都得起来哄她。”孙健峰说。
孙健峰坚持认为，应该有人为当年不负责任的输血事件负责。他希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有关赔偿事宜。他说：“无论如何钱不能换回生命了，但是应该有人负责。”
和孙健峰处在同样的困境，朱龙伟的妻子目前只是控制了病情，但是随时有恶化的可能。朱龙伟说：“我很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失去她。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能用到更有效的药，尽量地延长生命。”
目前双庙村广泛使用的四种抗病毒药品，有两种药品的搭配是被WHO认为副作用过大而国外已经停止使用的。目前国家刚刚发放了两种新的副作用小的抗病毒药，但是还只有少部分人用得上。
最近，朱龙伟他们得到北京民间艾滋病健康教育研究组织“爱知行”的资助，正在开展更专业的培训。
怎样应对还在逐渐增加的艾滋病患者？张可说：“艾滋病的防治要落实，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抓住未来。”
中国艾滋病村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162028.shtml
"你的姐姐在天堂,妈妈在监狱" 李喜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访记; 艾滋病维权女性李喜阁 /胡佳
李喜阁与女儿和曾金燕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因为九十年代中期卫生部门的医疗腐败和医疗事故，产生了大批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老百姓。至今十余年过去，许多艾滋病人已经病故。而当地妇幼保健院等直接责任机构没有对曾经因手术输血的百姓做过任何建议艾滋病检测。其中就包括当年的产妇李喜阁。政府的渎职致使李喜阁一家，不仅她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大女儿孙迎晨和小女儿孙蔚林也同时感染。大女儿2004年8月13日9岁时夭折，小女儿琳琳现
在5岁了，也到了发病治疗的阶段。
从2005年1月起李喜阁走上为自己一家讨公道的历程。但河南高级法院以所谓“口头文件”为由非法不给与立案。李喜阁不得不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和卫生部信访处等地多次上访。2005年夏季她创办为当地艾滋病妇女儿童服务的“康乐家”，一起减轻感染者和病人的心里压力，为大家争取政府赔偿。2006年夏季，因她带领几名感染者和病人前往北京的国家卫生部要求高强部长出面沟通情况，被河南宁陵警方押解回原籍，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刑事拘留了20天。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才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暂时放回家。但随后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软禁。甚至毫无人道地不允许她一同前往北京给小女儿琳琳看病。
2007年2月1日起，因为高耀洁医生被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罗干和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下令非法拘禁。为了防止活跃艾滋病感染者们相互联系前往高教授家探望和救援，河南政府责成商丘市委书记刘满仓将艾滋病维权妇女李喜阁也同期软禁起来，并且切断她家里的电话和网络。其中最严密的阶段，给李喜阁的家外也设置上类似山东警方给陈光诚家使用的手机信号屏蔽器，致使李喜阁一家一段时间内完全中断与外界联系。当地政法系统言明，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喜阁2005年以来在网上发表的日记文章和诗篇对政府的“恶劣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将其封口。政府还令她的丈夫所在单位警告李喜阁的爱人孙建峰如果再配合李喜阁上访，就让他下岗。
虽然高耀洁教授受的非法拘禁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并且在胡锦涛、吴仪和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女士的斡旋下得以解除，但李喜阁遭受的非法拘禁却始终没有解除。每年2月底到3月中两会的黑云压境，臭名昭著的中共政法系统国家黑社会势力每每制造恐怖气氛，抓捕和软禁横行。人大和政协的会议素来都是中国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上访百姓们的例行“刑期”，身患艾滋病的女性维权者李喜阁自然也不例外。3月8日国际妇女节来临。呼吁国际社会给河南政府压力，解除对艾滋病人李喜阁和她全家的非法拘禁。
如果本届人大和政协高调关切“民生”，那就从还老百姓尊严和人权开始。
胡佳
2007年3月7日星期三 于泰国
来泰国权宜之计，只是为了再获得7天的香港居留。在泰国上网非常不便。网吧里面只有泰语和英语输入。我知道高老师为李喜阁忧心，金燕和我也一样。赶在3月8日为李喜阁发个简短的消息。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7/03/2007030722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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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6/10/200610192341.shtml
李喜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访记（上）
(博讯2006年10月19日) 俗话说，上访难，难若上青天，现在我们真的体会到了……
下面是 2006年6月20日和21日河南省宁陵县部分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到河南省高检上访的情况。 (博讯 boxun.com)
2006年6月20日我们在大河报和网络上发现这样一个消息：“从6月19日到23日在河南省省高检机关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职务犯罪线索，为了便于群众举报，省高检还公布了举报中心电话，举报接待室电话。”
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试一下。有6名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1名男子（他是妻子传染给他的，他的妻子是2001年在医院剖腹产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和1名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5岁女童，1名妇女家属（健康人），一共9名，最大感染者是42岁，最小5岁。我们从7点在宁陵县坐大巴车，9点30分到郑州，立即到省高检。在省高检接待室，我们赶紧要了2张表格，填写内容：一个表格写了我们县有11个人因在医院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已经死亡的情况；另一个表格填写了有26个家庭因医院给家人输血感染艾滋病，当地人民法院不给立案，当地人民检查院没有追究医院和医生的责任，当地政府没有赔偿的详细材料。我们写好以后赶紧交了上去。
省高检接待室很热，全省各地市的老百姓来上访者较多，像赶庙会那样热闹。
我让我县其它人员在接待室等着，如果念到我和张秀的名字时，再叫我，我在接待室门口看宣传栏里的立案标准。
检察机关管辖的侵权渎职犯罪主要案件立案标准
1、滥用职权案（六条）2、玩忽职守案（八条）3、非法拘禁案（六条）4、刑讯逼供案（五条）5、报复陷害案（三条）
以上每条都写的有理有据，清清楚楚，但老百姓没有人看，他们说这些立案标准都没有用，有的人已上访15年了，都没有结果。有一个农村来的老大娘问我：“你为啥来上访呢？”我说：“我的孩子因医疗事故死亡都快2年了，没有部门处理，当地法院不给立案，当地检察院也不追究。”老大娘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这样，政府腐败造成的。”
老大娘说：“闺女，不要再看那些宣传栏里的内容，没有用，我们还是瞎了好，这个社会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眼不见，心不烦，就好了。等会儿你到接待室里，工作人员接访你时，你什么都明白了，你还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黑。”
我是第一次来河南省省高检上访，准备了2份材料。
一份是我的长女孙迎晨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的事件，检察院不是要追究责任吗？我把宁陵县政府，宁陵县县委，宁陵县卫生局，宁陵县防疫站，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全部都交给省高检部门处理，在2004年8月份我女儿死亡以前宁陵县已查出有10名因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8名死亡，2名存活。为什么不排查宁陵县输血的人群？如及时采取措施，我的大女儿就不会走向死亡了。该追究哪个相关部门的责任？我不知道，为什么该立案的案件法院就是不给立案？该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院就是不追究？法院不给立案，检察院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就要求省高检来处理。
还有一份材料是宁陵县输血感染艾滋病妇女26个家庭集体上访材料，同样是告以上单位的，并要求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当我看完立案标准以后，与我同来的人叫我说，省高检的人点你的名字。
省高检保安人员把我叫到省高检接访办公室。
省高检工作人员：“你说你孩子死亡以前，有人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死亡吗？你们县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有多少人？都在哪几家医院传染的？”
我说：“目前，已知宁陵县有26个家庭的成员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其中有10个儿童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基本上都是从1995年到2001年在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生孩子时，医生为了血浆利益，不该输血也给输血，有一个是2001年在宁陵县人民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我们县法院不立案，县检察院不追究，政府不赔偿。”
省高检工作人员说：“你们有没有详细的材料，让我看一看，看过以后我们才能说这个事怎么处理。”
我把宁陵县输血感染艾滋病和母婴感染艾滋病儿童共计46个人的详细感染艾滋病材料全部交给他看。
高检工作人员看后说：“胡闹，出现这么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件，没有部门处理，艾滋病必须要控制，如不控制后果更厉害。你们这个事我们省高检要当做一个重大典型事件来处理。我做批示，该追究的必须追究，一切责任……”，停顿了一下，他又说：“给老百姓看病的医院能让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简直胡闹！”
我看到高检工作人员在我的上访材料表里，批示写了100多个字。
省高检工作人员说：“明天（2006年6月22日）我们省高检副检察长上商丘检察院大接访，我们省高检副检查长要亲自把你们宁陵县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重大事件交给商丘市检察院处理，让他们认真处理好这一重大事件。”
我从上访到现在快一年了，没有一个部门给批示这么多的字。
今天是不是遇见“包青天”了。我不敢相信这事是真的，我感到我好像在做梦。
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点45分了，我们这些妇女也想进去谈一谈。
只能等到下午3点上班时再到高检接访办公室交集体材料，实际大家的材料我已经上交了，但是大家还是想到里面谈一谈。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抗早上的病毒药物忘记吃了，我赶紧服抗病毒药物。然后，我吃了一个干烧饼，喝一点矿泉水，其他的人吃的是2个烙馍，每一个烙馍是一元人民币，再喝点矿泉水，这样一顿简单的中午饭大家10分钟就吃完了。因天气热到39度，想找一个地方歇一歇。我的女儿玲玲怕热，什么东西也没吃。
艾滋病人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这2个季节是艾滋病死亡高峰。 因天气太热，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凉快的一个地方歇一歇，毕竟还有孩子。中午12点30分我们到高检西边农业银行营业大厅，我们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我们刚刚坐下休息15分钟，农行银行营业大厅的保安人员就把我们赶走了。
我们又找到高检附近的河南法制报社楼下大厅，在大厅的上方和停在报社门口的几辆宣传车门上有一个大广告语：《河南法制报》改成《今日安报》。大厅的地面全部用的是水磨石地板，非常凉快。 三个妇女躺在报社大厅地下就睡着了，2个妇女到大街上看一看去了。我不能睡，女儿在大厅玩，大家因疲劳过度，睡的都很沉，这些人身上仅有的财物，如果小偷来了怎么办？
2点多的时候我1个人在厅里转悠。2点20分报社工作人员陆续上班了，他们看了看这些上访的人员，谁也没有说话。
下午3点高检准时开始接访，我们走到高检接待室门口时，到了下午4点时我们被高检点名，保安人员把我们3个妇女领到一个接访办公室 。一个是吕芝，是1995年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做剖腹产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她的孩子也是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了，另一位是张娥，她是2001年在宁陵县人民医院做手术时输血感染艾滋病。
高检工作人员说：“你们反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在河南省都不稀罕了，现在你们有四免一关怀政策，看病打针都不掏钱，国家对你们这些人群非常照顾 。现在我们整个河南省都不给立案。你们只有找当地政府解决实际问题。”
张娥说：“1998年以前不给立案，我是2001年在医院看病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应该给立案吧？我现在左眼都失明了，为了看病，我们家里所有积蓄都化完了，……”
吕芝说：“我们都没有门路才到高检上访，如果我县法院给立案，县人检察院追究当年县卫生局和宁陵县医院的刑事责任，我们就不需要跑到这个地方上访了，我的孩子也感染了艾滋病。
高检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通过到省信访局上访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吕芝说：“我们都去过了，当地政府还是不给解决。”
高检工作人员说：“我们管不住法院立案的事，你们只有一个办法，到省信访局上访，通过上访，你们每一次上访，省信访局都扣你们商丘市和宁陵县政府的分，扣多了，这些领导都不好当了，你们到那而去上访吧！”
下午4点30分我们一行9个人来到省信访局，今天是星期二省信访局不接访，我们找到了省信访局的小门进入省信访局。我们直接找省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后，他说：“你们是那个地方的，那个市、县管辖？反映什么问题？”
我们说：“商丘市的，宁陵县人，反映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
工作人员说：“今天下午不上班，今天下午学习。明天上午再接访，你们回去吧。”
我们说：“我们从宁陵到商丘市，从商丘市到郑州，又跑到这个地方，跑了几个小时，你们让我们回去，说回去都回去了，天这么热，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星期二接不接访，我们想和你们省信访局的领导见见面，总可以吧？”
工作人员说：“你们在院里等一会儿，有人来接待你们。”
我们在省信访局院里等了20分钟，等来的是我县驻省接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认识她，她姓赵，40多岁，她原来系宁陵信访局干部，现在是宁陵县信访局驻省信访局办事处工作人员。这些人天天站在省信访局门口，阻挡宁陵县的上访人员，不准进入省信访局上访，如果进了，要扣宁陵县政府形象分，扣多了，政府的县长要换地方工作。
赵某一看是我们这些输血感染艾滋病妇女人群，她赶紧到门口超市买来10瓶矿泉水。给大家降降温，她非常有礼貌，她把每一瓶矿泉水送到每一个人手里。
赵某说：“给你们上楼开房间，带空调。先歇一歇，走，你们上楼上房间里去。”
下午5点多了，大家跟着赵某上楼开房间了，安排在6楼一个带空调的房间里，有4个床位，大家先歇一会儿。
赵某说：“你们拿出一个总的意见，我好给我县信访局孟局长汇报，孟局长再给县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汇报。我先回避一下，你们赶紧商量。” 大家最后统一了一个意见：
1、成人前期治疗8万元，精神赔偿是10万元.儿童前期治疗是8万元，精神赔偿是10万元。
2、成人每月生活费统一是1000元，儿童每月生活费是统一1200元。
3、以后有大病政府先支付费用。
4、追究当年医院和医生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刑事责任。
大家把这个意见交给了赵某，让她交给政府。并给她说，政府想派人来接可以，但是必须在答应这些条件之后。
晚上8点多时，我县来人了，县卫生局的局长派来2个‘虾兵蟹将’，我们认为回去是不可能的。卫生局的工作人员说：“回去才能解决问题，不回去怎么解决问题？”
我们说：“明天，我们到省信访局填表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哪儿凉快上哪儿去”。
晚上8点30分我们到街上吃晚饭。吃过饭以后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
晚上睡到12点的时候，有人敲门。我问他们，他们不说。过了10分钟有又人敲门。
他们说：“我们是刘楼乡的，让张春现在回去。”我和张春被叫醒了，张秀还在睡。
我们让刘楼乡的工作人员进到屋里谈事。
我给他们说：“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张春回家，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夜了，司机来回开车太劳累，司机需要休息，你们来是乡政府派来的，不是自愿跑到郑州让张春回家的。”
我不同意让任何一个上访者后半夜回去，因宁陵县在2005年3月23日凌晨2点时在河南民权县高速公路上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豪华欧宝小轿车因行驶超速钻到大货车轮下，随后欧宝小轿车起火爆炸，里面有2名上访的老干部，3名局长，全部烧成一把灰。这就是宁陵县后半夜接上访的恶果。
详细内容：2005年3月23日今天零晨2点时在河南省民权县（我县的邻县）高速路上发生特大交通事故，小轿车爆炸。一辆“欧宝”小轿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大型火车追尾相撞，小轿车内5名人员无一幸存。今天凌晨2点时，由于有雾，能见度低，从郑州返回的宁陵县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二公司的一辆银白的“欧宝”小轿车，行至连霍高速公路民权县出站口西约 2 公里处时，追尾撞上了一辆大型货车的左后轮处，两车相碰的瞬间，车内突然摔出2名老干部上访人员，“欧宝”轿车突然起火爆炸，仅仅数分钟后，车内3名局长葬身大火中，大货车人员安然无恙。
小轿车的司机是宁陵县城建局局长刘玉亮，40岁，单位固定资产 2千多万元，“欧宝”小轿车是他的私人小轿车，在保险公司参加了80万人民币保险，还有人身保险，据当地的群众讲，保险公司最低赔偿给刘玉亮200万元人民币，他是宁陵县首富。车内有2名信访局的正副局长。
上省信访局上访的老干部一共有100多人，全部是八县一市的老干部，因工资太低，才统一到省信访局上访。这些老干部都是60多岁，他们是3月22日去的，省信访局要求八县一市的的县政府来一个副县长带头把这些老干部晚上12钟以前全部离开省信访局无论如何全部接回家。
2个老干部宁陵县政府和县委共同赔偿每人赔偿金是17万元人民币。
3个局长因公殉职每人都有国家赔偿。
老百姓说：“这些局长不为老百姓办实事，死了也不可怜，可怜的是2个老干部，因上访死亡，这是体制的问题，这些官员坐在豪华小轿车了，不办事实，死了，该死。
乡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开车来接张春，他们心里也不愿意来，如不来，乡长会开除他，这些乡里工作人员又解决不了张春的实际问题 。他们只会两头受气，也没有办法。今天晚上我不让张春走，这样不但保护了张春也保护了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乡政府的人员开车过来太劳累。
2006年6月21日，早上， 省信访局大厅只开半扇门，门口有保安人员把守，手里有警棒。进里面不准带包， 我第一个跑进里面去的，让我丈夫在门口拿着我的提包等我，我包里面有很多的材料，我一但要材料，赶紧在门口给我，徐献礼和张娥也在里面了，其它人员都被乡政府的人拦住了，我赶紧找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我给他们说，我们来了9个人，还有6个人不让进，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叫她们去，我要点人数。” 我到省信访局大厅外面叫她们过来，但是都被乡政府拦住了，其中罗岗乡的于照玲被她乡政府的3名工作人员叫走了。每一次上访都有乡政府人员来接，上访人员有一个最大弱点是：乡政府给100元或200元的好处，连骗带吓，就都哄走了，所以上访一次一次不成功。
我和徐献礼以及张娥在大厅里我们填表，我需要什么资料，徐献礼到门口给我拿，我们在大厅里，我写了26个家庭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详细情况，又让徐献礼到大厅外面复印，我们办妥后已经是上午10点30分了，赶紧交表。
今天上午是星期三，省信访局门口停了30多辆，都是拦上访人员，河南一共有107个县，各县都有在郑州专门拦截上访者的人员，这些人员每月的开支，再加上驻北京的截访者，一个河南省每年总共需一千万人民币的费用。中国应该把信访撤掉，全国老百姓有问题全部找公检法部门解决，依法治理国家，依法服务人民，这样多好。
上午11点时省接访工作人员叫我们进入2名与里面工作人员谈问题。省信访局里保安人员把我和张秀领到一个办公室里谈宁陵县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
工作人员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解决不了，这是走司法程序问题，该立案的还是找当地法院立案，今天你们来我们给你们当地政府写一封信函，回去交给信访局或宁陵县政府都可以。在90天内协商好处理问题，如果协商不好，你们再来，我们再给当地政府写信函，我们只能做督促工作，你们拿着信回去把。”
我们把26个家庭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资料给了他们。
90天，我们艾滋病人，有多少个90天可消耗的时间，艾滋病人不像健康人一样，没有时间等，如果长期下去艾滋病人都会变成疯子，或者走向另一个世界。
我们大家都走到一起说：高检没有用，高法没有用，省信访局也没有用，现在我们只有上省委了，找省委书记徐光春，让他来处理这些输血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的问题。 (博讯 boxun.com)
李喜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访记（中）
(博讯2006年10月19日) 俗话说：天难，地难！上难，下难！那有上访难！
2006年6月2日，大家来到省委门口，有武警把门，他们让我们出示证明，我们说找省委书记谈艾滋病问题。武警用对讲机联系出来了一个警官。
这名男警官40多岁，穿一身标准警官服，又高又胖，比我高一头多。警官说：“你们都站在省委门口干什么？有什么事到省信访局反映。这个地方专门有人接待是告大队书记、乡镇书记、县委书记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你们是反映什么问题？”
我们是反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当地法院不给立案，政府不赔偿。我们去过高院，我们去过省卫生厅，我们去过省信访局都不给解决问题。我的孩子已经死亡一年多了，政府不给处理，我这个小女儿 5 岁了，也是艾滋病。
警官说：“你们都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你们来多少人，让我数一下，一共算上孩子是 8 个人，你们不要走动，你们都坐下，你们要为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你们离其它人远一点，不要传染给他人，你们说话要与别人远一点，防治空气传染，保护他人健康，保护自己健康，你们不要乱走动。”警官的声音像个大喇叭，在喊叫。吓得其他妇女都不敢与警官说理，坐在地下都不敢动了。
警官说完上省委大院里面去了，我们在门口坐着，有很多的人在看我们。这时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来了。
10分钟后又警官从省委大院出来，给我们一个纸条，让我们去省卫生厅谈问题
我们说：“我们这些地方都去过，都不给解决问题，我的孩子死亡快 2 年了，省卫生厅不是司法部门，他们不能追究医生和医院的责任。我要告宁陵县县委、县政府、县卫生局、县防疫站等。”
警官大声说：“你只能告一个部门，你告谁？”
我说：“我告宁陵县县委书记，我的女儿死亡快 2年了，案件凭啥不给我处理。”
警官用眼看看我。他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片刻警官与省委一名工作人员出来了。
省委工作人员对商丘市信访局局长和宁陵信访工作人员说：“你们看一看，这么热的天，还有孩子才这么小，还有病，如果老百姓没有实际问题不会从那么远的路跑到省委门口。他们有实际问题才到这儿，要把这些人员安全送到家里，现在快12点了，到家也要3点，你们用专车送到宁陵县信访局里。要把她们的提出的实际问题，能解决的必须给人家解决。”
我们跟省委的工作人员说：“宁陵县政府一个周内不处理问题，我们还来。”
我们听了以后，决定回去，且必须3点钟之前到家，政府有人在宁陵县信访局等我们。也许大家听到政府想给解决问题的时候，心开始不齐了，开始盘算自己赔偿问题。
我到共用电话亭打了有10分钟电话以后，我县的感染者都走完了，她们是怎么走的，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给我打招呼。
我们全家坐邮政局专车走高速公路回家。2名司机轮换开，车开的非常快。我们到县信访局时正好是大家上班的时间3点整。我到信访局里，我县的感染者张春和王凤已经到县信访局。朱副县长到了，民政局局长到了，卫生局局长到了，公安局副局长到了，信访局孟局长也在。我们这些人都在等吕芝和徐献礼以及张秀。
我们大家等她们等到3点半，我们不再等了。副县长：“:我是刚来的，我姓朱，大家都互相不认识，昨天晚上听说你们在省里上访，县政府和县委主要领导都非常关心你们，临时又开了一个小会，还有孩子也跟的上访，我们担心小孩，这么小，天又这么热，都是病号。大家刚刚收完小麦，又去上访，以后再去上访给我说一声。先让民政局周局长说一说。”
县民政局周局说：
1 、孤儿是160元( 130元生活费,30元抚养费 )。
2 、单亲( 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因血液感染艾滋病死亡的一方不在了) 每个儿童，每人每月是50元生活补贴。一直发到18周岁为止。
3、存活感染艾滋病人员是每月每人是 40 元，现在每个乡政府再40元的基础上增加60元，一共是100元生活费。春节期间每个感染艾滋病家庭是慰问金是100元，2个被子，1袋面粉。只要国家让感染艾滋病享受的，我们民政局一步到位。从来不欠感染艾滋病人员的生活费。
县卫生局李局说：
1、免费在县防疫站查HIV抗体。
2、 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免费治疗机会性感染其他并发症。
3、免费发母婴阻断药。
4、感染艾滋病家庭的儿童免费上学。
5、 1年2次免费检查CD4。
县公安局翟副局说：现在她们都是依法上访，她们现在没有违法上访行为。现在都懂法律了。
朱副县长说：“你们有什么要求都说一说。”
1、 我说：成人每人前期治疗先付医疗费是8元，儿童每人付前期治疗费是8万元。我的长女孙迎晨是政府没有及时排查输血感染艾滋病人群，没有采取措施，我们给她查出 1天半死亡了。我们要求长女孙迎晨死亡赔偿是：抚养到9岁零2个月抚养费12万元，治疗费8万，精神赔偿8万元，我和小女儿都是艾滋病病人，一共是 44万元。以后有大病政府先垫付资金治疗。
2 、王凤说：家庭与家庭不一样，我自己感染艾滋病,我上面有父母，下面有4个孩子，丈夫因交通事故现在神经了，我要 80 万元。
3、张春说 ：我们也有父母，也有2个孩子，我也要 80 万元.
4、 吕芝说：我有父母，也有害艾滋病的孩子，我的小女儿虽然没有鉴定死亡证明是艾滋病死亡的，我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我生的第一个孩子是艾滋病，那么肯定也是因艾滋病死亡的，我们也要 80 万元。
5、徐献礼：我的妻子是1995年在宁陵县做剖腹产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因政府没有排查，我也让妻子传染了艾滋病，我们也有父母,也有孩子，我们也要 80 万元。
6 、张娥说：我是2001年在宁陵县人民医院做手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医院的医生在血库里提的袋装血液。张娥还没有说完。
卫生局局长李局说：宁陵县人民医院的血液都是从商丘市红十字血库拿的，我们专门到商丘市红十字血库查了一遍，那个人没有艾滋病，是健康人。
张娥说：那；我要求立案检查。
7、于照玲因乡政府的人员从省信访局直接把她叫回家了，只好让她送来材料再说。
朱副县长说：我总结今天大家的意见与昨天你们昨天晚上说的意见
①赔偿问题。1998年以后输血感染艾滋病追究医院的责任。②后期治疗问题。③生活费。
朱副县长说：我们河南一共有107个县，宁陵县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是倒数第二，如果大家拿出一个总的意见。1998年以前输血感染艾滋病需要赔偿多少钱？1998年献血法颁布以后多少钱？都要几十万，政府没有这么多钱，你们要考虑实际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谈到这儿，我要马上汇报工作，你们都回去吧.
我走后，其它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又在信访局门口说事。到晚上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家都要几十万，政府要是给不起，怎么办?
我说：“先让政府给付前期治疗费是5.5万元，大家都不同意，等到下一个星期三大家再说吧！如果政府不给赔偿我们还到省省委门口找省委书记解决问题。”
2006 年6月30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在商丘市接访，早晨宁陵县10名输血感染艾滋病感染人员与家属一起到商丘市接访处上访。上午8点07分，此处已经有300多人了，有的人早上5点都来排队要表。这次接访是河南省高法第二次，上次是5月份，还是有很多的冤案，没有审理，没有受理，没有执行。这次接访与上次接访不同，这次接访是法院没有立案的。
我们赶紧到填表处要了2张表格，我们的号是102.106，前面已经有100多个人要走表格了。今天商丘市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来上访，他叫侯某某，他的儿子在1995年在商丘市最好的医院人民医院动手术时输血感染艾滋病，这些不负责任的医生每月工资是1000多元人民币，没有查HIV抗体的血浆，就给这个孩子输了，感染艾滋病病毒。应该有报应，让这些制造艾滋病的医生的后代都害艾滋病。侯某只有这一个孩子，孩子现在已经16岁了，因艾滋病病毒发作让这个孩子无法上完中学中途退学了。侯某和妻子天天往法院跑，都不起作用。他：“我们要人民的法院干什么？”
还有商丘市柘城县的输血感染艾滋病者，也是上访的。
在这个门口有老人上访，有中年人上访，有年轻人上访，我的孩子也上访，年龄最大的上访者是70多岁，最小的可能是我的小女儿5岁。
在商丘市中级法院接待处，有10个办公室来接访人民上访，有的案件需要有省法院来处理交给省法院接访的工作人员来处理，需要商丘市中级法院来处理，交给商丘市法院处理，今天在商丘市中级法院大院里，商丘市八县一市的法院工作人员都来帮省高院大接访处理问题。我县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在这儿帮着处理问题。
上午11点55分省法院的工作人员接访我们，但是只叫1名人员进去与高院反映不予立案的问题，大家让我去了，我把宁陵县26个家庭因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的材料拿过去，法警把我领到二楼民事诉讼厅让我与高法人员谈问题。
高法人员说：“输血是政府行为，当年政府没有管理好血液问题，我非常同情你们，你们是无辜的。但是法院不予立案，是这些问题交给了人民政府来处理问题。有政府提供药物，提供治疗，提供生活救助。” 本人说：“我们是因生孩子剖腹产在国家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我们的小孩子也是艾滋病，我的大孩子已死了，还是不给立案。”
高法人员说：“一府监管两院（人民政府监管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我们只能听人民政府安排，我们没有权利给你们立案。我让商丘市中级法院把你们这些材料转到宁陵县人民法院立案厅，你们到7月10日到宁陵县法院问一下就可以了，怎么处理你们的问题让宁陵县人民法院给你们解释。”
我从高法接待室出来了，我看一看豪华的办公大楼，每一个接待室都开着空调，这些官员手里拿2部手机，坐着豪华轿车，拿着国家的俸禄就是这样 为人民服务的？
那么，到北京卫生部上访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2006年7月18日，我们第五次到国家卫生部上访，这次我们要求见高层人员谈：我们当地人民法院不给立案，政府不赔偿，我们还有几个明天？我们的孩子还有几个明天？
我们想到国家卫生部里面谈问题，但是门口有 5 名保安人员戴着白手套拦住我们的去路，这5名人员看着我自己，我县其它妇女都不敢说话。
我站在卫生部门口大喊：“高强部长，你给我出来，我的女儿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他死的时候，你们拿着国家的俸禄在做什么？”我的喊声引来了20多人驻足围观。
于是，保安人员拨打了北京110。北京的110真快，过了5分钟过来一辆大警车，来了2名警员，1名司机，1名工作人员。他们来了以后，国家卫生部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简单与警员说了几句。
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有40多岁，他叫来一位年轻的秘书，让秘书带来上访反映问题的表格，我对秘书说：我已经填过4次了，我不填。
秘书说：你不填，怎么反映问题。我们大家在卫生部门口接待室还是填了表。秘书说：“你们星期四再到卫生部信访接待处再填一次。”
我们在门口与秘书反映问题时,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填的表全部要走了，带回了卫生部。
我们离开国家卫生部时，已经上午12点40分了。我们就是这样被卫生部的官员们一次一次搪塞回去的。
我们这些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是政府无法否定的，还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了孩子或丈夫……我们因艾滋病，遭到社会歧视，家人抛弃，朋友的不理睬…… (博讯 boxun.com)
李喜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上访记（下）
(博讯2006年10月19日) 这些妇女是同病相怜走到一起来的，她们因无奈才走上了上访的漫漫长路，多次上访无果，令人深思。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是世界上最无辜者。有关负责人员，那些在工作中应付、拖延、搪塞、压制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个人或亲属身上，你有何感想！世上人的良知何处去了？她们2006年7月18日第五次赴北京国家卫生部上访，结果却有三名妇女得到了“刑事拘留”的处理，引来一场“牢狱之灾”。
他们是否违法，请看李方平律师的调查：“无辜受害者”的“蒙冤入狱”记（李方平律师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6 年07月31日20时14分 发布） (博讯 boxun.com)
2006年7月26日，李喜阁女士（因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于2006年7月20日被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的丈夫孙建峰先生来北京委托我作为李喜阁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简单听了孙先生的陈述后，觉得宜早不宜迟，当即决定连夜乘火车赶往河南商丘。
因为正值暑期，又行程仓促，且目的地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我和同行律师经过一个没有座位的未眠之夜，7月 27日下午才风尘仆仆的赶到了河南省宁陵县公安局。依照外地办案的惯例，我们先到县公安局的法制室办理律师会见手续，接待我们的孟主任知道我们要会见李喜阁，马上告诉我们，“李喜阁案不涉及国家安全，你们直接找城关派出所吧。”好在宁陵县城不大，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还在想怎么不归口刑侦大队或是预审科承办时，很快就到了城关派出所。所值班室一位非常年轻的男警员，好像是刚毕业的警校学生，热情的帮我们找所领导。城关派出所的指导员林博警官是李喜阁案的负责人之一，他接收了我们递交的律师会见手续，并答复会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2006年7月28日九时，我们两位律师前往派出所找林博警官联系具体会见时间。林警官说： “已经请示过，争取安排今天下午或是明天早上”。直到下午五点，我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会见时间，只得再次赶过去落实。林警官确认会见就安排明天早上八点，届时法制室主任、他还有张科长会陪我们一起去。
2006年7月29日九时，张科长（兼城关派出所所长）、法制室主任和林博警官汇合一起，陪同我们两位律师到宁陵县看守所。会见前，宁陵县公安局卢体玲副局长（兼看守所所长）和律师先做了一番短暂的交流，大意是：其一，我们看守所第一次关押艾滋病感染者，条件和经验都有限；其二，如果李喜阁会见时情绪过于激动，考虑到她的身体原因，我们会视情终止会见。
九点半，我们终于见到了已被羁押10天之久的李喜阁。见面伊始，喜阁看到律师千里迢迢为她提供法律帮助，荡漾出她特有的灿烂笑容。尽管整个会见过程，张科长、林指导员和法制室主任都全程在场，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压力。和外界关心喜阁的朋友一样，我们直奔主题，了解她能否按时、按量服用抗病毒药，是否受到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她的爽朗回答让我们的担心得以释怀。与喜阁的45分钟的会见，我们了解到李喜阁等九人到卫生部上访事件的因果脉络。
背景：
1、1986年法国艾滋污血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血液安全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2、1988年11月4日，我国卫生部等六部委颁布《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须进行艾滋病病毒抗体监测。禁止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献人体组织、器官、血液和精液。
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河南省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等医院的血液管理几乎完全失控，形成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巨大隐患。
李喜阁等输血感染者漫漫上访长路：
此次到卫生部上访的李喜阁等九位宁陵县艾滋病感染者只是宁陵县 40余位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受害者的一部分。她们九人基本都是90年代中后期因分娩或上节育环时，在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无辜受害者，其中还包括一位因母婴传播的5岁女童和另一位因性传播感染的男性配偶。
2003年前后，李喜阁等几十位妇女的未成年子女久病不愈，医院怀疑患有 艾滋病，经确诊后防疫站又对父母进行普查，陆续确诊李喜阁等妇女感染艾滋病毒。也有部分妇女是自己久病不愈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防疫站在普查中也确认其配偶、子女感染。她们有过共同的经历，即都曾在公立医院住院，也在医师的动员下的输过血。
得知真相、有着共同遭遇的妇女们开始走到了一起。期间，她们单独或者共同无数次找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县卫生局、县信访局、县政府，总是石沉大海，要么推脱、要么逃避。向法院起诉却被告知 “上级有口头文件，凡血液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民事诉讼法被毫无理由的束之高阁。
以李喜阁女士为例，近三年来，她走上了漫漫上访之路，却徒见公文旅行，而问题依旧：
1、到商丘市人民政府上访，批转回宁陵县信访局解决，无果；
2、到商丘市人大常委会上访，批转回宁陵县人大解决，无果；
3、到河南省卫生厅上访，批转回商丘市卫生局解决，无果；
4、到河南省委、省政府上访，批转回宁陵县政府解决，无果；
5、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访，批转回商丘市人大解决， 无果；
6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上访，批转回宁陵县政府解决，无果；
从2005年7月26日到2006年7月18日，李喜阁她们已是第五次到卫生部反映宁陵县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权益遭到侵害却久拖不决、而又日益紧迫的问题。
会见中，李喜阁女士回忆了2006年7月18日在卫生部上访的全过程。
问：你们到卫生部有什么具体行为？
答：“我到卫生部后，要求见部领导解决输血感染者赔偿不立案也得不到其它方式的解决，但保安阻止我进去，我生气就叫高部长出来见我们。全过程只有我一个人与保安交涉，其他感染者都没有与保安发生争执。我们根本没有冲击国家机关的行为，也没有阻挡卫生部的车辆进入。”
问：卫生部的工作人员是否报警了？
答：保安报警后，有110巡逻车过来了，一个警察、一个司机，他们就在旁边看，也没出示证件，也没有对我进行盘问，更没有把我们带离。
问：7月19日，你们为何还去卫生部？
答：7月18日晚上，县卫生局李局长发信息、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去卫生部见面一起解决赔偿问题。 19日，我和其他感染者一起到了卫生部，接待处张处长接待了我们，说你们县委、县政府来人了，你们谈一谈再回去解决，并给我们安排中午盒饭。
李喜阁 女士还陈述：万万没有想到，县委、县政府说过来解决问题竟然是把感染者强行带回宁陵，而且于次日对三名妇女宣布刑事拘留。
与喜阁告别后，我依然思索良久，感慨万千。输血感染者是我们国家最无辜、最悲惨、最无奈的同胞，难道执政者 不能从人道的角度，站在 输血感染者的立场设身处地感受她们的永远述说不尽的悲哀和伤痛。
1、在公立医院自己掏钱接受治疗却遭此厄运，作为无辜受害者，她们内心是那样的悲愤；
2、在对艾滋病还极度恐惧的乡村社会里，一旦她们公开身份便会 遭到亲属、朋友、邻居的疏离，她和她的家庭在就业、就学、婚姻以及社区生活各方面饱受社会歧视；
3、她们为了找寻公道，无数次要求宁陵县妇幼保健医院、县卫生局赔偿和道歉，始终没有任何结果；
4、她们依法提起诉讼，却口头答复不予受理也不作出裁定，堵塞了她们寻求最后的司法救济；
5、 她们 经年累月的逐级反映，得到的结果仍然是静默无声的漫漫等待，而此时的她们不少人已经含冤而逝，或即将走完悲惨人生的尽头，或无望无助的在极其有限的有生之年继续挣扎；
6、当她们对哭诉无门的境遇悲愤抗争时，一切外部世界认为合理的宣泄，都可能带来她们非法拘禁、劳动教养甚或牢狱之灾。
艾滋病蔓延危机已经成为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感染者的切身感受是任何常人无法通过语言、文字得以体会，在世界抗击艾滋病运动中，感染者群体往往是最激进、行动能力最强的参与者。客观而言，李喜阁等输血感染者在卫生部上访的行为，总体上是和平、理性和克制的。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该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输血感染者的诉求、给她们更多的关怀和包容。任何推卸责任、不设法解决问题，并对感染者和平表达诉求进行打压，动辄限制人身自由、劳动教养、构陷判刑的行为都是我们完全无法接受的。
2006年7月31日
下面请看：
李喜阁狱中日记（摘抄）
2006 年 8 月 2 日，今天是我们被关的第14天，我们两个人刚刚吃过晚餐时,看管犯人的警官喊王凤英的名字。警官说:“王凤英办案警官提审你。”
王凤英说:“下午提审时,该说的都说了,还要问啥?”
这是第二次提审她,她和看管犯人的警官到提审室去了。
今天上午我也被办案的警官提审过,但是我还是提出：如果政府不给解决问题的话,我还要继续上访,还要上法院要求立案.我们没有谈多久,我就回牢房了。我知道：在监狱里你有不说话的权力,有吃抗病毒药物的权力，还有看其它机会性感染病的权力,有看书的权力,还有请律师的权力,一共有9项权力.
过了半个小时王凤英回来了她说:“喜阁姐我走了,我.....,我也是取保候审。”
我说:“走吧,走出去还是比在监狱里强。”
王凤英走了以后。晚上已经7点了,监狱里的犯人都在唱歌<<学习雷锋好帮样>>、<<想家的时候>>、<<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非常熟悉这首歌,我上小学时都开始唱,每年的7.1建党节晚会都要唱这首歌.我听这首歌都听30年了。
从今天晚上起,我自己在一间牢房里,心里非常空虚.
张秀娥(女),在在2006年7月27日就离开了,是取保候审的，她走的时候对我和王凤英说:“饿死不做贼,屈死不上访.”她是在2001年4月份在宁陵县人民医院做手术时输血感染艾滋病的,2001年感染艾滋病都不立案,我们可想而知,法律已经不起做用了.
到了晚上9点以后,监狱大院里非常静。我心情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出去?我就给两个女儿各自写了一封信：
给大女儿(孙迎晨)在天堂的一封信
我那苦命的孩子：
你好吗？在天堂好吗？现在你没有生病吧!不会在像人世间那样天天打针吃药吧？
到2006年8月12日晚上12点15分都离开人世2年了,如果活在人时今年都11岁了.你是爸爸和妈妈的好女儿.
妈妈为了给你讨公道,在2006年7月18日上午到国家卫生部上访，反映几个问题 ：
1 .河南宁陵县人民法院不给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立案(内部有上级口头文件:因血液感染艾滋病不予立案)。
2.宁陵县妇幼保健院从1993年到1999年长达7年私自违规采血输血,造成大量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管理部门渎职。
3.宁陵县10名母婴感染艾滋病儿童没有药物怎吗办?
妈妈是反映问题，没有想到我会因上访被关到大牢里。
你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时侯,主刀大夫孙文玲为了血浆利益,给妈妈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因当年卫生局管理血液混乱,给很多妇女在医院治病时输血感染艾滋病.宁陵县妇幼保健院当年不但没有给妇女治好病,而是成了繁殖艾滋病基地,当年那些卫生官员和医生都长了一个3合1的心;狼心,狗心,黑心.当年卫生官员怎么管理的血液,这些卫生官员拿着国家的俸禄就这样管理血液的,难道不是当年妇幼保健院的妇产科大夫利用手中权力,给妇女大量输血，你会感染艾滋病吗？是这些人害死了你。
妈妈为了讨一个公道,妈妈受了很多苦,妈妈像一个疯女人一样天天找法院,找政府,找检察院,找卫生局,找妇幼保健院都没有用.妈妈到过市信访局和省信访局都没有用,妈妈这次到卫生部都是第五次了上访了.
妈妈和爸爸都非常伤心,妈妈和爸爸都非常痛苦，妈妈在监狱里每天晚上都哭泣。
我和你爸爸都没有本事的人,我和你爸爸太无能了.一直上访了2年都无结果,但是爸爸和妈妈还会继需上访.
你的奶奶因你的死去,天天哭,眼快哭瞎了。现在，你奶奶因伤心过度，头发全白了，耳朵也聋了。
你的爸爸现在头发也白了,像一个操劳过度的老头,你的爸爸为了照顾我和你的妹妹再也没有去上班.
自从你离开人世以后,打破了宁陵县长期隐瞒艾滋病的“黑幕”,因你的死亡,与其他人的死是不一样,爸爸和妈妈没有向任何人隐满你死亡的实事,不但你感染了艾滋病,而且妈妈和你的妹妹也感染了艾滋病.让我们全家陷入了长久的痛苦之中.
妈妈只要活在这个世上,那么有一口气,也要为你讨回公道,让法律还给我们一家3条人命的公道,将来既便妈妈走了,也有爸爸为你讨公道.
妈妈希望你在天堂幸福,健康快乐.妈妈将来出去了,我会到你那儿看望你的,我那苦命的女儿.妈妈和爸爸对不起你.
妈妈 李喜阁( HIV ) 2006 年 8 月 2 日 晚
给小女儿孙蔚林的一封信
我的好女儿小林林：
你好吗!你和爸爸在家好吗?在家还闹人吗?你每天晚上12点以后都哭,病毒都开时发作了,在家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看着你都痛哭,我和你爸爸那一会儿,恨不能拿着刀把孙文铃给杀了,掂着孙文铃的脑袋祭你的姐姐.
我抱着你上访都2年了,你从小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妈妈的身边,可这次我们母女却分开了,而且妈妈在牢房里,虽然我们母女都在一个县城,监狱离我们的家还不到2里地,但是我们母女无法相见.
你的姐姐在天堂,妈妈在监狱,我们母女3个人分别在3个不同的地方.
妈妈在监狱里很想你,你才5岁,也感染了艾滋病.妈妈很伤心,妈妈很痛苦.
妈妈给你和其它的孩子找儿童药物已经找了2年都无消息.
你太小了,妈妈为什么坐在监狱给你写信,你现在不懂.希望你将来会懂的.
你要听爸爸的话,爸爸会给找儿童药物,妈妈不知道什么才能出监狱?妈妈每天都想你.
如果妈妈过几天都出去了,妈妈还会继续给你和其他孩子找儿童药物.
如果妈妈这次真的出不去了,妈妈想给说,将来你不要走妈妈的路,我不希望你走维权的路,因为这条路非常艰难,妈妈受的苦太多了,妈妈一生都不幸福,妈妈小的时候是吃红薯面窝窝长大的,妈妈从小穿补丁衣服穿到25岁,但是妈妈从来没有生病过,妈妈很幸福,那时妈妈听歌都是听小广播在唱<<东方红>>长大的.那时候的人心眼都非常好,都非常善良.
而现在不一样了,发生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将来都会记载历史,我不知道我们母女谁先死,因你的小生命太脆弱了,现在暂时没有儿童药物,将来会有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上儿童药物?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将来你用上儿童药物了,会有希望的,妈妈希望你将来学好历史,长大后研究历史.妈妈不希望你当官,因为中国的官员跟国家政治都有关系,今天叫你当官你就当,明天就有可能不让你当.你的爷爷和外公都是右派,虽然都平反了,都安排了工作,但是心灵伤害都是非常痛苦的.
我希望你将来好好研究中国的历史就可以了,不希望你当官员.平安是福.
妈妈每天在监狱里早上6点和晚上6点准时服抗病毒药物,早上7点准时吃早餐.上午12点准时吃午餐,晚上6点30分吃晚餐,每天都能吃好睡好,就是心里痛苦.晚上常常失眠,有时候晚上12点都睡不着.
妈妈白天有的时候站在门口,隔着铁门,铁门下面有一个小方口,小方口是每天用它给我送饭,我白天利用这个小方口给外面干活的犯人( 种菜,非常轻的活)讲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怎么预防艾滋病,感染了艾滋病怎么治疗.
妈妈一生都不会想到,讲艾滋病知识将到监狱里,让更多的人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
妈妈希望你将来幸福成长. 妈妈在监狱里非常想你想你
妈妈 李喜阁 ( HIV ) 2006年8月2日
河南省宁陵县输血感染艾滋病感染者 李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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